頭，說：你看，我告訴你他只會買這種雜花——這種七拼八湊的雜花。你們這些人裡沒人懂得該怎樣送花：什麼人送什麼花，什麼花代表什麼，統統亂七八糟。這樣亂七八糟，當然什麼都可以被忘掉。我問：你指什麼被忘掉？她說：不是上次你們在談論忘掉嗎？我大吃一驚：九十歲的米莉竟有這樣好的記憶。
我承諾“一定忘掉”之後，安德烈和我心照不宣地就此不再提及那個電話。
這時我突然站住，回頭去看傑克遜街×××號那幢龐然大樓。我是怎樣被它吸進，又怎樣被它啐出的？我感到我和它在體積與力量上的可笑懸殊。從它那一個個雪亮的視窗收回視線，芝加哥更暗了。雪就要來了，我可不能誤課。
站在角落裡抽菸的人們視而不見地任憑無數雙腳濺起細小的一蓬蓬泥漿走過去，走過來。我這雙兩塊錢買來的舊靴子亦混跡其中。抽菸的人們心情被難看的街景弄得壞透了。他們在痛苦地想，該拿這心情怎麼辦，拿這難看的芝加哥怎麼辦，拿我這個入侵的另類怎麼辦。他們吸一大口煙，再吐出來，和著午餐的洋蔥、大蒜氣味吐出來，同時任其自然地惡毒，任其自然地絕望和痛苦。我瞟著大樓陰影中一張張忍受著我的面孔，全靠他們的忍受，我才得以在此地倖存。
大樓陰影中的一張張面孔看著一個瘦骨磷峋的異物，就是我，我感到了比便衣福茨的審訊更劇烈的恐懼。�
我一邊切菜一邊對著電話複述審訊的過程。安德烈最初的驚訝漸漸緩解，他開始以一種被逗壞了的口氣插一兩句話，或像啦啦隊那樣叫喊一兩聲。再聽下去，他實在覺得這事太可樂了——我居然坐進了六平方米的審訊室，居然一本正經給審了一小時。他等我說完，便放開音量大笑起來，我等著他笑。
我發現自己很不高興他這副態度。我說：“安德烈，有關我的事，你到底攤了多少底牌？”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就那些：你曾是軍人，少校，父親是老革命，就那些。”他話音帶著笑的餘波。
他的意思我明白，電話裡僅僅重複他和我的“供詞”。兩個星期前，他突然收到一張“安全核審表”。他在電話上再三叫我別緊張，它不過是外交官員的例行核審。但我聽得出，他緊張極了，一句中文裡有三個單詞是英文。他一緊張中文詞彙量就立刻縮小。“安全核審表”和美國海關表格、移民局表格，以及絕大部分試卷相同，每項提問有三個選擇。因此不論多細緻多複雜的問題只能有三種“是否”。表格上有這樣一項提問：你接觸了一位來自共產黨國家的女性；你和這女性發生了①臨時的性關係；②較長期的性關係；③趨向婚姻的正式羅曼史。安德烈在第三選擇上打了鉤。於是，他和我之間進行著的這樁事便是正式羅曼史。他告訴我他那一刻突然醒悟這種三項選擇式問答有多萬惡。你不得不粗率簡陋，你不得不摒棄最貼切最精確的。假如那表格上有④生死攸關的壯烈愛情；⑤為其願放棄一切的愛情；⑥在國家和愛情之間只能擇一而終的愛情；⑦為其不計後果，以至導致自我毀滅的愛情……安德烈滔滔不絕地將三項基本選擇之外的選擇一一排列。他告訴我，如果擬這些選擇的是他自己，他的對鉤會更準確。他滿口打趣，但我聽出他在面對表格時，心情沉重而悲壯。他在這樣的壯烈心情中沉默了三天，其間他沒有給我打一個電話，也不接我的電話。第三天傍晚，他在血色的楓林踱步了一小時，回到公寓，打了電話給航空公司。把他信用卡上僅剩的限額拿出來，買了張一千四百元的機票，他從機場乘地鐵到我打工的餐館時，我還有五分鐘就要下班。我見他兩頰潮紅，眼睛比平常更大，便知道他嚴重地缺覺，並有同我長談的緊急必需。我笑笑說：你在飛機上刮的鬍子？他說：你怎麼知道？！我說：你沒給我打電話的三天裡沒睡覺，所以你不必以刮鬍子來開始新的一天。他笑笑。
我們在一個酒吧坐下時，已半夜十一點半。這是一家關門最晚的酒吧，打烊時間是凌晨三點。安德烈付了一筆瘋狂的小費，要一個老酒保打電話僱計程車。計程車上，他一直攥緊我的手，不斷地吻我。他要乘早晨六點的班機回華盛頓上班。空蕩蕩的候機大廳裡，只有他和我倆人。他替我脫下外套，請我坐下。他的姿態手勢神情都非常正式。坐定後，他從他僅有的行李裡取出那份“外交官員安全核審表”。他表情正式地對我說了一聲對不起。我問他對不起我什麼。他說他不得不用手遮住表格的其它內容。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兩隻極大的手捂住大半張紙，以免在我這裡洩露了他國家的秘密。
我笑笑，說：我對你的國家的秘密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