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曾經並不成功地指導了拉美的經濟改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商學以及國際和公共事務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後華盛頓共識》，對《華盛頓共識》進行了批評。因此，現在媒體在說，三種共識在爭論。其實中國沒有參加這場爭論。
奈：在此我想補充一點。剛才您提到了三種共識，不管是《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實際上在我看來，這些共識主要是在小範圍內，主要是在學術界或者政策界，很少的一批人在探討不同的共識。實際上，就美國公眾而言，很少有人知道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它只是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裡探討，在公共政策領域裡，其實它並不重要。
趙：謝謝您指出它的影響很小，我們也就不必費很多精力去研究它了。
奈：我認為所謂《華盛頓共識》恐怕也就是五六個人的共識。（笑）
當然在它的後面，還有其他的一些含義。
趙：剛才之所以提出這三種共識的問題，是因為我有一種憂慮。似乎現在是由非中國人在渲染中國的發展之路，而中國確實沒有這樣的意圖。但是有的輿論說，中國在推廣自己的模式。這是沒有的，沒有這樣的事實。剛才我說過，中國的哲學認為必須“因地制宜，審勢而行”，任何國家如果照搬他國的做法，都會失敗。
奈：其他國家如果真想借鑑，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你們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受到了啟發，他們會去探究能不能從中吸取經驗，也能夠獲得同樣的成功。從這個角度來講，其他的國家要借鑑你們的模式，是因為其內在有一種動力，而不是因為你們自己去宣揚這個模式。退一步說，即使中國真的想要推廣她的模式，我可以說，你們在這方面做得也不是很成功。
趙：中國的模式自然是中國的創造，但事實上在不同的方面也參考了美國，也參考了歐洲，也參考了日本，也參考了新加坡，他們的模式其實也不盡相同。我們把他們其中的某一點拿過來，結合中國國情，加上中國文化的載體，予以創新。中國為什麼認為不能全盤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我用一個故事來解釋一下。在兩千年前，中國有個智者，叫晏子，他曾經說過，橘子如果種在淮河以北，就成為枳，不是橘，如果種在淮河以南，就是橘。它們的葉子是一樣的，但是果實的味道不一樣。為什麼呢？因為土壤不同。（出自《晏子春秋·內篇雜下》。原文為：“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制度和橘子樹是一樣的，也不能異地種植。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三種共識的爭論（2）
這是我們的祖先留給我們的故事，故事往往離真理最近。
多：剛才您提到的模式問題，就像種橘樹，把橘樹從淮河以南引進到淮河以北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就像*主義也是從國外引進的，也會有不同的結果。我們在分析“中國模式”的時候發現，實際上，“中國模式”背後還有很豐富的含義，就像我們在書裡提到的，我們是把一個國家的治理更多地當作一個企業的治理來看。比如說一個企業的CEO要來拯救公司，讓公司走上正軌，他怎麼做呢？他可能只給公司披上一層不同的外衣而已。這就像一些西方國家想在阿富汗實行所謂的*化，給阿富汗人民披上*的外衣，就認為將它*化了，但實際上，阿富汗並沒有改變，你只是給它披上了一個外衣而已。由於這個系統內在的本質沒有改變，所以這個所謂的*化也是很難獲得成功的。而中國就不同，中國並沒有給自己找一個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外衣來披上，而是實實在在地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她建立了自己的做法、自己的體系，這就像花一樣，她本身很成功，而且她能夠紮根發芽，能夠自己茁壯成長。這就是中國的成功之處、聰明之處。*沒有將另一個外衣覆蓋在中國的身上，或者受制於意識形態思維，他做的恰恰相反。
趙：冷戰時代意識形態的鴻溝分裂了世界。冷戰結束了，這條鴻溝並沒有自動填平。撒切爾夫人在2002年出版的《治國方略》（撒切爾夫人在書中把她在20世紀的政治經驗推行到21世紀。書中回顧了冷戰的教訓，還描繪了美國如何打下超級大國的根基。她還憑藉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解釋了英國和歐盟日益緊張的關係。）中堅持評判“共產黨中國”所體現的頑固的冷戰思維就是一例。*是領導中國人民跨越意識形態鴻溝的偉人，不跨越這條鴻溝，中國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