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支由這三大軍區分別羈糜、還來不及整合進正規軍隊的義軍。其中齊魯軍的內部情況又較河東、燕雲軍更為複雜，宗潁對齊魯軍的控制力最弱，如果沒有漢部中樞的授權，宗潁是很難指揮得動劉錡和趙立的。
可以說，新漢政權當前的內部軍事格局也並沒有實現高度統一，特別是中原三大軍事集團內部更是問題多多。不過在這樣一個亂世裡，對戰爭時機的選擇並不一定是要等到內部沒有問題以後才進行，因為你有問題，敵人也有問題，等你的問題解決了，說不定敵人的問題也解決了。所以折彥沖和楊應麒選擇先制人，不是樂觀到認為新政權已經完全沒有後顧之憂，而是考慮到金國現在的問題比新漢政權多！這是一個以亂打亂的時代，金人也不會等到後方完全搞定再動手。因此一味等下去的話只會喪失戰爭的主動權。
折彥衝在東北的勝利傳來以後，中原兵將——特別是中下層兵將——竟集體出了要求全面反攻的呼聲，這種呼聲顯然和當初折彥衝等高層將領議定的戰略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可是軍方的高層也不能無視這種呼聲，甚至有不少高層將帥本身也受到這種勝利氛圍的感染，而主張“從權行事”！
戰場之事瞬息萬變，有時候應該堅持既定戰略，有時候又不應該太過拘泥，所以兵法中才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條，因此可以說一些將帥要求從權行事的主張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如果中原軍力一旦“從權行事”，那之前商量好的戰局便會完全被打亂，新漢政權的整個政治、軍事和外交都將承受起比之前那個方案沉重數倍的壓力！
可就在這時，新漢政權在中原軍勢的另一個弱點又暴露了出來，那就是漢部在中原的民政有登州這樣一個臨時的行政中心，但其軍事系統卻缺乏一個有力的指揮中心！之所以會沒有這個中心，倒不是折彥衝、楊應麒缺乏考慮，折彥衝親自在東北主持大局，為了新政權內部政治的平衡而不能設立！
如果按照原來的防禦反擊方略，那麼新漢政權在中原各處的軍事部署可以說是沒有多少破綻的，因為燕雲軍、河東軍和齊魯軍雖然各有統帥，但事前既有默契，在防禦反擊戰中三方面彼此呼應的功能完全可以揮出來。
但這個格局防守有餘，要主動出擊便顯得有所不足。更何況現在是要將整體戰略從防守反擊忽然變為積極進攻，無論是曹廣弼、楊開遠還是宗潁都沒有足夠的權力來作出這個決策，而擁有最高決策權的折彥衝又遠在東北戰場，所以軍方決策層對新形勢便無法作出迅的應變。
在軍方几大巨頭裡面，一向以保守聞名的楊開遠是徹底反對臨時轉變攻守戰略的，在他看來，在他看來，過分順從這種不經深思熟慮的熱情，將會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
和楊開遠相反，宗潁是主張主動出擊夾攻燕雲的。宗潁的這種考慮並不完全是一種短視。這時候新政權在中原的軍事力量和漢部的主力隊伍是不同的，他們中的大多數既不是一路跟隨折彥衝殺過來的死忠隊伍，也不是從漢部境內召集、訓練的正規軍，而大多是由起於草澤的豪傑集聚而成。這些人大多經歷過种師道時代到宗澤時代的幾次大創痛，而每次的大創痛幾乎都和舊宋政權的怯戰有關。
這種情況以各路義軍最為明顯，而王宣所率領軍隊裡這種風氣也很重，就是曹廣弼旗下的大多數河東軍兵將，也都是在“抗金”大旗而不是“擁漢”大旗的號召下團結起來的。
因為中原軍隊有這樣的情況存在，所以宗潁認為，如果在這種時候顯得太過保守，會讓兵將、官員誤會新漢政權和舊宋政權一樣怯戰，這不但會打擊中原幾個軍團計程車氣，甚至會讓剛剛歸附不久計程車紳離心！
“這兩派意見，都有道理……”回到隆德府不久的曹廣弼嘆了一口氣，對鄧肅道：“我和大哥在登州討論這個戰略的時候，將各種情況都考慮到了，甚至連我們在東北遭受慘敗的最差結果也預料到了。可我們沒想到，最終讓我們陷入麻煩的不是慘敗，而是大勝！”
鄧肅問：“那二將軍的意思，是繼續守備，還是進擊？”
曹廣弼沉吟道：“寧可出現事務上的危機，也不能打擊我們計程車氣！更不能讓士紳們懷疑我們驅逐胡虜的決心！”
鄧肅道：“可是驅逐胡虜，也要按部就班一步步來啊。”
曹廣弼嘆道：“道理是這麼講，可人心不是這麼想的啊。有些道理，對著幾個人講得通，但對著天下人講不通！要成千上萬人狂躁起來容易，要已經狂躁了的百萬之眾冷靜下來卻難！”
鄧肅道：“那麼……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