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不給，而屬有疾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為什麼《黃帝內經》要採用問答的形式呢？專家們解釋說：黃帝乃傳說中的古帝王，曾有許多重大發明，使後人受益匪淺，故中華民族一直以黃帝為祖先，歷代後人均以黃帝子孫為榮。古人由此將一切文物制度都歸於黃帝名下，《淮南子·修務訓》曾總結過這種歸祖情結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這實際上是所問非所答。因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黃帝問，而在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問答的成文格式。而且以上這種解釋畢竟是一種假設而已，《淮南子》成書已經很晚，其說只能作為旁證，不能一錘定音，更不能作為第一手證據。其實在這一假設下，還隱藏著另外的可能性，即萬一《黃帝內經》真是來自一場問答呢？
其實問答這種成書形式，在古代十分普遍，《素女經》是一部反映房中術但兼有醫學內容的書，它也是採取問答形式。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竹簡《十問》，同樣是採取問答形式。如果我們擴大一些視野，會發現更多類似問答的作品，例如：
《論語》的內容中有許多問答，弟子發問請教，孔子以老師的身份作答，“子曰……”一般都是問答的形式，以至於現代一提起“子曰”，都會自然想到孔子。如果說孔子作為教育家，回答學生的提問天經地義，那麼先秦時代其它諸子為什麼也多用問答的形式呢？
《荀子》一書也基本採取問答的形式，如《王制》開篇曰：“請問為政。曰……”文中也多以設問的形式進行，如《君道篇》：“請問為人君。曰……”
《墨子》一書同樣以對話為主，如它每一篇的起頭幾乎都是“子墨子曰……”文中也夾雜大量對問形式。
《呂氏春秋》中的問答形式也很普遍，每一卷都是以“曰……”來推動完成，例如《第一卷·孟春紀》的形式如下：“孟春，一曰……本生，二曰……重已，三曰……貴公，四曰……”
從以上的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出，問答的形式是古代的一種文風，它可能與歸祖的情結沒有任何關係。問題是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種文章格式呢？
一種文體的出現，總是有它的原因，比如說，有了隋朝開科取士，才有了科舉考試製度，進而有了八股文。而某種文章格式一旦形成，它的穩定期往往又很長，比如，“賦”這種文體形成於漢代，但它卻嚴重影響到了六朝文風，一直到隋唐時期依然可以看到華麗的賦文，綿綿近千年。而且歷史越是往上，文風變化的可能性就越小，一種文體延續的時間也就越長。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問答的文體，上溯到遙遠的古代，它絕不是戰國秦漢，甚至也非西周春秋。
這種大規模相一致文體的形成，肯定是有其歷史原因的，而且這個原因的年代一定很久遠。但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假如我們放棄自己的所謂聰明才智，不以疑古為己任，直接承認《黃帝內經》問答的形式，結果又會怎樣呢？我們必然會引出這樣一個推測：中醫起源於一場真實的問答，起源於一場面對面的傳授，《黃帝內經》就是傳授時，學生記錄下來的筆記。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個假設是否太大膽了一些？僅憑《黃帝內經》的成書格式，恐怕證據不夠吧。這個推測確實很大膽，它否定了以往關於中醫起源的所有研究成果，而且是以最意想不到的圖書現象為其依據，風險當然存在。然而，在目前中醫起源研究停滯不前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不能從其它角度來研究，非要在一棵樹上吊死呢？另一方面，《內經》成書格式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它有許多種可能，而我們的推測正是其中的一種可能，完全符合科學研究的法則。
其實，在中國現存的古籍中，並非只有《黃帝內經》一種有筆記的痕跡，在其他的古籍中我們也發現了筆記的痕跡，在上一節裡，我們曾經談到《易經》中的筆記痕跡，這說明“《黃帝內經》起源於筆記形式”的推論是完全有根據的，它不是孤證。而如果承認了《內經》的筆記特點，那就必須承認問答形式的真實性。
“《黃帝內經》起源於一場問答，起源於面對面的傳授”。這就是我們的結論。
“神”授中醫
那麼，是什麼人在遙遠的古代傳授了像《易經》、《黃帝內經》這樣高深的知識呢？根據《黃帝內經》以上提供的證據，我們認為，《內經》的對話形式其中就包含了中醫的起源：中醫起源於神靈，這是上古“神”（此神也許並非我們理解的那樣，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