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日，胡適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在浙大體育館演講《自由主義》。這是胡適在大陸的最後一次演講。胡適這次講演沒有留下記錄稿，但竺可楨日記記下了大致內容：胡適“述自由主義為中國之固有產物，以《呂氏春秋》為證，並引王安石白話詩。述浙江餘姚明代三位大師陽明、梨洲、舜水均為提倡自由主義。述東漢王充（仲任）之自由主義。但以為中國之自由主義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終不達到，而人民亦無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適演講《中國文化裡的自由傳統》，胡適再一次說自由不是舶來品，他以中國古代傳統中的諫官御史、史官制度作為例證，並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王充的《論衡》從帝國時代就開闢了自由批評的傳統，在範縝、韓愈、王陽明身上他都讀出了自由主義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無類”及科舉制度解釋為“教育的平等”。他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和老同學竺可楨見面，在談話中，胡適表達了對國共和談的看法，竺可楨在日記中說：“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