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亭路的情形。他隨父親看守過當時英商中國建業地產公司的房產，因此從小生活在這條華亭路上。對於華亭路在1949年之前，他的評價是：“土豪劣紳”的高階住宅區。“洋房花園，馬路乾淨，春天花園裡全是花，格是老那個的噢。”他住在這裡的經驗是，牢牢地記著在他七歲的時候，因為和華亭路上外國人學校的外國孩子玩，被學校裡的外國人老師打了一個耳光。當時這條路上除了他和父親看守房子住在這裡之外，幾乎沒有普通中國孩子可以玩，他總是越過華亭路到延慶路上的大德里去找男孩玩。對於現在的評價是，當然不如從前了，現在是大家公用的東西，總不像獨家人家用那樣當心愛惜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華亭路（3）
跟隨陳姓老人走上三樓，在東側的房間裡看到了與牆壁相連的長寫字桌，在它的上方有一個長長的架子，架子的兩邊，有橢圓形的玻璃小窗，他說：“這是‘他’的辦公桌。”在大修中它被漆成灰色。
我相信他是屬於那種挾著一點小錢來上海的洋人，照十年前在深圳的北方人的話，是撈世界。他來到上海，遠離英國的法律與等級，帶著人種和國籍的傲慢以及在這種情況下滋長出來的掠奪的興奮，他在貧窮的東方賺到了大錢，這實在是一個有無限寓意的悖論。在這張辦公桌前，不知他算過多少筆賬，計算他的財產和取得財產的途徑，而他的方法如何則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對上海人來說未嘗不是殘酷的。1900年英國親王到上海來訪問租界時，目睹他的同胞在上海的所作所為，曾經說，這些人貪贓枉法，毫無道德準則，不能夠代表真正的英國人，更談不上代表英國的貴族。
然而，租界的使用則來自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條約。
在那張寫字桌上，不知“他”寫過多少封寄往歐洲的私人信件，向舊大陸的人描繪這冒險家的樂園，他也許會描繪一些我們這些地道的中國人都不曾看見的歷史：1914年洋涇浜被填成愛得加路，我們只知道延安中路，可當時這條路的出現大大擴充套件了租界的地盤。他是英國人，也許還要描繪一下跑馬場賭場的情形，而我們只是為乘49路車，在人民廣場上走來走去。或者他會像瑪格利特·杜拉斯那樣寫一些*？這是一段怪異的歷史，洋人在租界營造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國的文化人倫，又點染他們的生命故事。
然而他們這些發財的生意人，其實並沒能給上海留下房子之外的文化上的影響，真正影響了上海的，是法租界容納並歡迎的白俄，那些隨著最後一條從蘇聯逃出的皇家艦隊兵艦來到上海的白俄貴族，他們來到法租界以代替法國。在“他”的辦公室窗裡，我能看到襄陽路上東正教堂蔚藍的圓頂，那是白俄建立起來的教堂，還有東湖路上的那條紅磚的大弄堂，十幾棟有俄式寬大窗臺的小樓房。
那些來自俄國的舊貴族，當年與法國的貴族聯姻，在遼闊的東部歐洲長著白樺林的土地上，說法國話，吃法國菜，穿法國時裝，在心裡奇怪地裝滿了對西歐文明的崇敬和嚮往。然後一場大革命把他們從懷想法國的俄國趕了出來，他們來到上海，過流浪的生活，在心裡懷著對法國的嚮往，和對過去在俄國嚮往法國、製造法國情調的好日子的雙重懷念。他們不學做生意，不為生活艱苦奮鬥，不放棄貴族風花雪月的生活方式，在淮海路開真正的西餐館，在有錢人家裡教授訓練有素的鋼琴和芭蕾，在工部局的交響樂團裡演奏出第一流的西洋古典樂，使這支樂團成為世界十大著名樂團。他們在岳陽路上建造普希金銅像，在麗娃河邊當陪笑的女招待，對客人訴說一段公主的短暫歷史，透過許多感傷墮落但頑固優美的景象，是他們，最後把那種對西方的懷鄉病永遠地固定在上海租界文化的中心和上海人對自己習慣的生活方式的堅持之中，即使是在最禁慾的年代都不能泯滅。
由於上海地鐵施工，紅磚尖頂樓房前面的花園徹底消失。六十年代時，童年時代的我在路過這裡的時候，曾經看到花園裡種滿了紅色的玫瑰，我認識玫瑰花，就是從這個如今消失在地鐵站口的花園開始的。
華亭路（4）
從五十年代開始，至六十年代的*之前，這裡一度人去樓空，後來由人民政府徵用、出租給中國人的華亭路上，出現了一排由洋鐵皮搭建起來的舊貨店。舊貨店裡光線昏暗，堆放著許多舊式的傢俱和西洋的餐具以及什物。高高的櫃頂上放著白底藍花紋的法式餐具和大水罐，是那種老式的放在臥室裡的水罐，裂了長長的發黃的一條紋。角落裡還有舊鋼琴，乘人不在時，小孩偷偷開啟琴蓋，發黃的白鍵是用象牙做的，散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