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整篇文章的結構基本就是我那篇見報稿子的結構；我寫的4500字幾乎每一個細節每一段表述都可以在這篇文章中找到對應，只是都被蒙上了一層一戳就破的面紗。�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兩段文字，我的原文是這樣寫的：“……訊息一經傳出，小琴、小明一夜之間成了全國媒體追逐的焦點。大家都有些不相信一個身體健康、思維正常的小夥子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更對他倆在一起的生活投注了複雜的目光：好奇、欽佩、懷疑……”�“這是一家專門為艾滋病人、感染者及其家屬提供優惠治療的醫療機構，門臉兒很不氣焰，二樓被隔成一個個簡易的病房。因時間已晚，只有一個房間還亮著燈。”�
此外，我那篇採訪因為筆誤犯了個錯誤，對方甚至把這個錯誤也“剽”了過去。�
最搞笑的是一些只屬於我自己的語言被改得不倫不類，比如我原文中那句“……高燒不退肺部感染？！這幾個字讓幾年中一直在做艾滋病報道的記者忍不住道吸一口冷氣……”———某同事說“倒吸一口冷氣”這樣的表達只可能是我這樣的毛頭小夥子才會用，老記者是不會那麼一驚一乍的，可是在這篇文章中寫的是：“……高燒不退？！肺部感染？！這一行字讓1991年以來一直做有關毒品報道的記者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氣……”�
說實話，我之前一直氣得鼓鼓的，惟獨看到這一句時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因為這人登在文章中的採訪照片看上去已經40歲左右，想想這麼一位看上去端莊穩重的老記者動不動就“吸氣兒”，實在是有幾分滑稽。�
2第二天我在重慶街頭報攤上見到那篇抄襲文章正在顯眼位置熱賣，就買了一份留做證據，想要是真的打官司也許用得上。買來就扔在箱子底，一次都沒翻過，老覺得心裡不舒服。�
兩天後我回到北京，把這事情跟新聞中心主任沈說了。她聽了很驚訝，因為這個人和這家媒體實在是很出名。她把我的稿子和那人的稿子拿去，一邊核對一邊把抄襲部分勾出來，結果那篇文章被勾得密密麻麻。她也有些來氣：“這絕對是抄襲，4500字的東西全部照搬，也太過分了！”�
我們商量的意見是，先以報社名義跟這人接觸一次，要是他態度好就想解決辦法，要是態度不好，那就上法庭。�
我被“剽”了（2）
沈給那人的手機撥了電話。那人大概已經聽到了些風聲，一聽她的來意，立馬服軟：“我借鑑了你們的稿子一下，沒有跟你們打招呼，實在不好意思。”沈說：“您這說法是不是太輕描淡寫了一點，7000字的稿子有4500字一樣，這好像不是‘借鑑’了吧？”�
那人說：“我交稿子的時間太緊……”沈說：“這好像不是理由。”�
那人又說：“你們那篇稿子寫得太好了……”沈說：“這好像更不是理由了吧。”�
那人見躲不過去，只得沒口子地道歉：“接您這個電話，我汗已經下來了。”沈笑笑：“我只是先了解一下情況，這事解決辦法還要和律師以及當事記者商量一下，到時候我們會跟您聯絡的。”說罷就掛了電話。�
沈說，那人很怕他單位知道這事，因為他已經不是我這樣的小卒了，而且他態度實在很好。“你說怎麼辦？”沈問我。我說：“要不，放他一馬？”儘管我對他這樣過分的抄襲非常氣憤，儘管我也的確動過打官司的念頭，但是我仔細考慮過後還是決定放他一馬。�
當時我是這麼想的，如果他是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新手，我也許打一個電話告訴他不要這麼做就完了，但是他不是，所以多少得為這事付出些代價。至於多大的代價，我還沒想好。就在我們商量的時候，沈的手機響了，是一同事打來的，那人拜託他說情。嘿嘿，找得真快。我暗笑。3第二天早上8點開始，我一連線到三個電話，都是不認識的人冒昧打來求情的，被我不冷不熱地打發了。下午又接到一個，是京城某媒體的同行，聽聲音應該是個前輩，他說得更直接：“他願意賠點錢，你提個數吧。”雖然我那時已經諮詢了律師，知道用錢解決是最簡單的方式，可是一聽他這話我還是嫌那山芋燙手：“您讓他提吧，我先要錢不就是敲詐了？”�
三天後，那邊又來電話：“我問過他了，你看1000塊怎麼樣？”哼，1000塊就想買我的“孩子”，邊兒去！�
我說：“我已經打聽過，他那邊的稿費是每千字150元，他抄了4500字，我們律師的意見是3000元，按稿酬的5倍索賠。”中間人馬上說：“這樣吧，你退一步他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