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子便留宿在別墅內，之後又連住了數日。戴季陶明知這個女人身份可疑，卻又實在捨不得推開送上門來的這塊鮮肉，不知不覺充當了保護傘，使她逃脫了這次追捕。當然，南造雲子也付出了身體的代價。以後的兩年裡，南造雲子頻繁來往於上海、蘇州、南京、杭州等城市，繼續搞諜報活動。南造雲子之所以能一次次化險為夷，固然與她善於化裝、機警、狡詐有關，更重要的是她多次得到戴季陶的暗中庇護。
其實，南造雲子的神秘活動也被報告給了軍統特務頭子戴笠。戴笠本是個寡廉鮮恥、貪淫好色之徒。他早在1934年春就在湯山與南造雲子有過數夜之歡。當知道自己與南造雲子在溫泉山莊同浴之態已被日本人*了照片後，心裡發虛，唯恐此醜聞傳出會毀了前程，便有意放南造雲子一馬。他得悉南造雲子受到戴季陶的庇護，便幫著掩飾，還嚴禁部下外洩出去。在內部會議上，戴笠說：“戴院長是**，是一向愛國抗日的，同志們切不可聽信流言飛語，否則要承擔嚴重後果。我不能不給大家打個招呼……”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一向和蔣介石“親如兄弟”的戴季陶竟然不顧蔣的安危而拒絕和談，主張用武力解決。戴季陶的反常政治表現，與他受到南造雲子的蠱惑利用有關。1937年1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中統局長陳果夫為此向蔣介石作了專題彙報。蔣介石顯然也對戴季陶很不滿，但他與戴的關係太深，太密切了，一時還下不了懲處戴的決心，只是表示，以後，國民黨中央高層重要會議暫不通知戴季陶參加，對其所閱中央檔案的密級作出限制。蔣介石還明確表示：不準中統、軍統派人監視戴季陶，可讓憲兵對其住所加強“保護”等等。
抗戰期間最大的洩密案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法西斯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叫囂要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已經五次在南京逃脫軍統特工追捕的南造雲子化裝成中國銀行的職員，帶了三名助手，混入難民群中，受命再次潛回南京。她首先用密號信與戴季陶接上關係，約定7天后在城西清涼寺山門外碰頭，另一個備用的地點則是西華門內頭條巷中央國術館（戴當時兼任該館董事長，經常去那裡）；接著，她又與老情人、國民黨行政院主任秘書黃浚，以及他的兒子、外交部副科長黃紀良搭上了線。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政府也進入了戰時狀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蔣介石為陸海空三軍大元帥，併成立了最高軍事委員會，蔣介石任委員長。
邪惡的“帝國之花”（5）
8月5日，蔣介石主持召開絕密軍事會議，汪精衛、何應欽等軍政首腦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採用“以快制勝”、“制勝機先”的對策，利用日本關東軍與日軍其他部隊的行動皆未統一的有利時機，搶在敵人大部隊向長江流域發動大規模進攻之前，首先由海軍在長江下游最狹窄的江陰要塞江面採用沉船等手段，堵塞航道，對長江實施封鎖，截住自江陰、鎮江至漢口的日軍70餘艘艦船，全殲日本6000餘名海軍陸戰隊員，使上海的日本艦艇孤立無援，如此，中國海軍就可以在8月中旬集中優勢兵力，狙擊長江中上游的日本艦艇、商船，殲滅日軍在上海的海軍艦艇及海軍陸戰隊。
當時擔任會議記錄的是侍從室主任秘書陳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書黃浚。
會議結束，已是8月5日深夜。
蔣介石連夜簽署命令，以特級軍事機密下達給有關部隊。命令要求：加強江陰要塞沿岸炮火力量，破壞江陰一帶長江水面的航標，在長江航道立即佈置沉船使之堵塞，佈設密集水雷，相關部隊進入一級戰鬥狀態。
令蔣介石等軍政首腦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黃浚也在會後立即向南造雲子提供了這一絕密情報，南造雲子極為震驚，她來不及按程式先與上海的特務機關接頭，而是火速將情報轉交給日本公使館武官中村少將，由中村直接用密電報告東京。
就在蔣介石的命令剛剛下達到江防沿線部隊，江陰要塞方面的陸海駐軍正在尋找、籌劃封堵江面的破舊船隻時，從8月6日起到8月7日止，長江中上游各港口，包括南京、武漢、宜昌、重慶正在行駛或停泊的日本軍艦、商船，好像同時接到了蔣介石的密令一樣，全部點火，開足馬力，飛速駛往長江下游，並強行衝過江陰要塞。就連長江中上游各港口城市的日本僑民也突然停止一切工作，隨日船撤離。許多日僑家中的貴重物品來不及收拾，有的家裡連電風扇都沒關，甚至飯桌上的飯菜還冒著熱氣，就已是人去樓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