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思辨的主流模式。不少作家、學者在大環境的作用下，自覺進行思想改造，以黑格爾主義的歷史規律、必然性和絕對真理等概念重新編織自己的學術和思想，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然而，獨居鄉野的張中曉卻孤軍深入，以其敏銳的理論直覺，卻開始了對黑格爾主義的反思。張中曉明白指出：“歷史的道路不是預先設定的，不是先驗的途徑，相反，它是既往的人類行動的結果和將來的人類行動的開始。走到哪裡算哪裡——實驗主義歷史觀也。”當他的同代人正在孜孜探求歷史規律的時候，張中曉卻大膽地提出了實驗主義的歷史觀，而且斷然宣佈“必然性可以休矣”，這不能不令後人驚歎不已！張中曉對歷史必然性的批判，來自於他對歷史本相的獨特觀察。他發現：世界並不是歷史規律的裁判所，而只是人生活的地方。歷史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在歷史舞臺上活動的只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對人的本位，尤其是個人本位的高度重視，成為張中曉批判黑格爾主義的原始出發點。
張中曉對黑格爾主義獨斷的絕對真理觀也有清醒的反思。他感到：“過去認為只有一個真理，現在感到許多不同的思想都有一定的道理，特別是歷史上有地位和成體系的大家，他們都代表真理髮展的一個環節。”對絕對真理的懷疑，使張中曉對那個時代中司空見慣的狂熱的盲從十分不屑。他認為，熱忱可以是求真的激情，也可以是一種成熟的虛驕自大之氣。後者由於惰性和缺乏科學思考的能力，會把熱忱中所包含的一些知識作為知識的唯一方式，成為獨斷的哲學意見，併成為一種無知和激情交織的東西。張中曉的眼光是那樣地深邃，頭腦是那樣地冷靜，他在一派狂熱的激情背後所洞見的只是一種無知的虛妄，而虛妄的學理淵源正來自黑格爾主義可怕的獨斷論。
的確，在那個年代裡，黑格爾主義借屍還魂，它的陰魂幾乎無所不在，很少有人能夠衝破它的概念硬殼，脫穎而出。連張中曉都感到某種窒息，感到在黑格爾的概念威力面前，任何邏輯思考都軟弱了，空疏了，任何理智也僵化了，乾枯了。老黑格爾佈下的似乎是一個巫陣，只要你一思考，一進入邏輯演繹，就會不自覺地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然而，張中曉不甘心，他一定要破一破這個巫陣。他發現，對付黑格爾概念硬殼的最好辦法，也許是某種感性的語言，因為它還保持著生活的鮮豔性和生動性。如同尼采、魯迅那樣的道德格言，是一種“有一定的人生價值和思辨的形式”，以這種方式寫作，有可能掙脫黑格爾的概念巫陣，自由地放出靈感的火花。現在我們可以理解了，為什麼張中曉要選擇文感性色彩濃郁、卻多少令人費解的雜感語體寫作：除了因為環境惡劣，不得不遮人耳目之外，還不正是為了沖決內心世界的網羅。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當代中國思想史，可以說是從崇拜黑格爾到告別黑格爾的歷史，李澤厚的告別黑格爾是在70年代後半期，顧準的告別要早一些，而張中曉的告別則更早，早得令人稱奇，正所謂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前頭更有早行人啊。
張中曉：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3）
張中曉的告別黑格爾，不僅得益於魯迅、尼采式的雜感語體，更重要的是來自他內心那堅定不移的信念，也就是對個人價值和自由的高度尊重。在中國的左翼陣營中，曾經有一批經受過歐洲啟蒙運動和俄國人道主義思想洗禮的自由知識分子。年輕的張中曉接受過他們的影響，無疑是那些精神傳統的繼承者。而1955年無端蒙受的不白之冤，更使得他對摧殘個人自由和人的尊嚴有著切膚之痛。他深切地知道，失去了自由對於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發現他真正是怎樣的。只有作為個人，才會感到歡樂和痛苦。”由個人的命運遭際觸發，張中曉開始反省造成個人悲劇的整個社會背景。他像魯迅一樣，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制度中去搜尋非人化的因素。他從古老的文化傳統中發現，中國的古文化缺乏思維的自由和個人的反思，“對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他從當時流行的經濟學中覺察到：“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說由於沉迷於抽象之中，忘記了人，忘記了所有並應該享受一切財富的人。”他更感到中國人的理論著作，讀來如死氣沉沉的命令，沒有個性和人格的投入，“或者是抄襲，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宮廷語言的堆積”同上，第20頁。。張中曉厭煩了這一非人化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他深深地感到，離開了個人，侈談任何美好的理想，通通不過是烏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