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特勞特說，“蘋果裡的有些想法對少數品嚐者有災難性的副作用。”這裡我們應該說明，特勞特他本人不是個酒鬼，也不是吸毒者，也不是賭徒，也不是色情狂。
他只動筆桿子。
“撒旦別無他圖，只想幫忙，很多情況都是如此。”他下結論說，“她用來醫治社會病疾的秘方，偶爾會有嚴重的副作用。但她努力推廣的實績，並不比現今聲譽最好的藥房來得遜色。”
第八章
撒旦酒宴選單的副作用，在許多偉大美國作家的一生中產生了不良影響。在《時震之一》中，我構思了一個叫離宮的作家度假村，其中的四個客房套間都是以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的名字命名的。歐內斯特·海明威套間和尤金·奧尼爾①套間在大樓的二層，辛克萊·劉易斯②套間在三層。約翰·斯坦貝克③套間在汽車房裡。
自由意志重新闖入的兩個星期後，基爾戈·特勞特到達離宮時驚呼道：“你們的四個搖筆桿子的英雄全都是有案可稽的酒鬼！”
賭博毀了另一個作家威廉·薩洛揚④。狂飲加上嗜賭搞垮了記者阿爾文·戴維斯，一個我十分思念的朋友。有一次我問阿爾①，賭博中獲得的最大刺激是什麼。他說那是在一場通宵賭牌中他輸得精光後獲得的感覺。
幾小時以後他帶著不知從哪兒搞來的錢又回到了賭桌邊，也許是向朋友借的，也許典當了用品，也許找了放高利貸者。他在桌邊坐下，說：“算我一個。”
已故的英國哲學家伯特蘭德·羅素說，他的許多朋友失於對酒精、宗教或象棋三者之一的沉迷。基爾戈·特勞特沉迷於用墨水在漂白鋪平的木纖維紙漿上以二十六個發聲符號、十個數字和八個左右的標點符號進行有特色的橫向排列，同樣難以自拔。對任何把自己想像為他的朋友的人來說，他是個黑洞。
我兩次結婚，一次離婚。我的兩個妻子，簡和現在的吉爾，都曾說過，在這方面我同特勞特十分相似。
我母親沉湎於富人的生活，習慣了傭人和無窮無盡的開銷賬單，喜歡舉行奢侈的晚宴，經常坐頭等艙去歐洲旅遊。因此，可以說整個大蕭條期間她受盡了孤獨症的折磨。
她經歷了文化適應！
經歷了文化適應的人是指那些自以為是某類人，而發現別人已不再把他們當做那類人對待的人，因為外部世界已經不同以往了。一場經濟災難、一項新的發明、外國的入侵或政治分裂，都能很快產生這種效果，快於你說一聲“傑克·羅賓森”①。
在《被放逐到冥王星的一個美國家庭》中，特勞特寫道：“對任何種類的愛構成最有效打擊的，是發現你原先合適的行為現已變得荒誕不經。”他在二○○一年的海濱野餐會的談話中說，“要是我沒有學會如何在脫離文化和杜會的狀態下生存，那麼文化適應早已把我的心打碎了一千次。”
在《時震之一》中，我讓特勞特把他的短篇小說《B36姐妹》扔進美國文學藝術院門前拴在捎防龍頭上的沒蓋的鐵絲垃圾簍中。那地方在曼哈頓遠離市區通向地獄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百老匯西邊兩個門。那是二○○○年聖誕節前夜那天下午，與假設中將每個人每樣東西一下子彈回到一九九一年的時震相隔五十一天。
我說過，文學藝術院的成員不用電腦。而熱衷於用老辦法創作老式的藝術。他們也經歷著文化適應。他們就像蟹狀星雲中母權杜會的布布星球上那兩個搞文藝的姐妹一樣。
真的有一個美國文學藝術院。在《時震之一》中，我把它的總部設在一幢豪華的大樓裡。樓外門前真的有一隻消防水龍頭。大樓裡面真的有一個圖書館、一個畫廊、幾個接待廳、會議室和工作人員辦公室，還有一個非常氣派的大禮堂。
根據國會一九一六年透過的法令，文學藝術院不能超過二百五十個成員，都必須是美國公民，必須是傑出的小說家、劇作家、詩人、歷史學家、散文作家、評論家、作曲家、建築師、畫家或雕塑家。
由於死亡，由於那個“猙獰的持鐮收割者”①。他們的隊伍不斷縮小。活著的成員有一項工作就是提名，然後透過無記名投票，選出新人來填補空缺。
文學藝術院的建立人中包括老派作家如亨利·亞當斯②、威廉和亨利·詹姆斯兄弟③和塞繆爾·克萊門斯，④以及老派的作曲家愛德華·麥克道威爾⑤。他們的讀者或聽眾不可能很多。他們工作惟一需要的，就是自己的頭腦。
我在《時震之一》中說過，到了二○○○年，他們那類藝術匠人在大眾眼裡，“就像現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