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文字過少，這是過低估量了少兒的吸收能力，不利於他們寫文章，不利於他們增強讀書能力。這些話看上去似屬題外，但仔細一想也實在題內。
我覺得，我由寫文言文改寫白話文而絲毫沒有感到什麼不順手，與我看“閒書”多有關。我不能說，每一部這樣的“閒書”，文章都很漂亮，都是生花妙筆。但是，一般說起來，文章都是文從字順，相當流利。而且對文章的結構也十分注意，絕不是頭上一榔頭，屁股上一棒槌。
此外，我讀中國的古文，覺得幾乎每一篇流傳幾百年甚至一兩千年的文章在結構方面都十分重視。在潛移默化中，在我根本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我無論是寫文言文，或是寫白話文，都非常注意文章的結構，要層次分明，要有節奏感。對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特別注意。開頭如能橫空出硬語，自為佳構；但是，貌似平淡也無不可，但要平淡得有意味，讓讀者讀了前幾句必須繼續讀下去。結尾的訣竅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如食橄欖，餘味更美。到了今天，在寫了七十多年散文之後，我的這些意見不但沒有減退，而且更加堅固，更加清晰。我曾在許多篇文章中主張慘淡經營，反對鬆鬆垮垮，反對生造詞句。我力勸青年學生，特別是青年作家多讀些中國古文和中國過去的小說；如有可能，多讀些外國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和審美情趣。
我這種對文章結構勻稱的追求，特別是對文章節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還沒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語破的點破的是董秋芳老師。在一篇比較長的作文中，董老師在作文簿每一頁上端的空白處批上了“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的批語。他敏銳地發現了我作文中的節奏，使我驚喜若狂。自己還沒能意識到的東西，啟蒙老師一語點破，能不狂喜嗎？這一件事影響了我一生的寫作。
我的作文，董老師大概非常欣賞，在一篇作文的後面，他在作文簿上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其中有幾句話是：“季羨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聯榜的一樣，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說是全校之冠吧。”這幾句話，大大地增強了我的榮譽感。雖然我高中畢業後在清華學習西洋文學，在德國治印度及中亞古代文學，但文學創作始終未停。我覺得，科學研究與文學創作不但沒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濟互補，身心兩利。所有這一切都同董老師的鼓勵是分不開的，我終生不忘。
文以載道
1998年8月25日寫完
本文是季羨林為1999年香港容齋出版社出版的《著名學者散文精選》一書寫的序。
中國古代學者能文者多，換句話說，學者同時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則頗少。這是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由不得你不承認。可是，如果想追問其原因，則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過去中國有“詩言志”和“文以載道”的說法。拋開眾多註釋家的註釋不談，一般人對這兩個說法的理解是，所謂“志”是自己內心的活動，多半與感情有關，“言志”就是抒發自己的感情，抒發形式則既可以用詩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敘事抒情的散文。所謂“唐宋八大家”者，皆可以歸入此類。而“載道”則頗與此有別。“道”者，多為別人之“道”。古人所謂“代聖人立言”者，立的是聖人之道。自己即使有“道”，如與聖道有違，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這樣就產生了矛盾。人總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發的。即使是以傳承道統自命的人，他們寫文章首先當然是載道，但也不免要抒發感情。我只舉幾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唐代韓愈以繼承孔子道統自命；但是，不但他寫的詩是抒發感情的，連散文亦然。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顧名思義，就能知道，他“原”的是“道”。但是，誰能說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認是專以載道為己任的大儒。但是，他寫的許多詩歌，淳樸簡明，蘊涵深厚，公認是優美的文學作品，千載傳誦。連孔門都注重辭令修飾，講甚麼言之無文，行之不達。可見文與道有時候是極難區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學問分為三類：義理、辭章、考據。他們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這是他們的最高標準或理想。然而事實怎樣呢？對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謂“辭章”，學者譭譽參半。我在這裡姑不細論。專談他們的義理和考據，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鳳毛麟角。較之唐宋時代的韓愈、朱熹等等，雖不能說有天淵之別，其距離蓋亦懸殊矣。
到了今天，學科門類愈益繁多，新知識瀕於爆炸，文人學士不像從前的人那樣有餘裕來鑽研中國古代典籍。他們很多人也忙於載道。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