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白天清醒的時間不超過60天，總是下午或傍晚醒來，總是在深夜守著一盞孤燈閱讀與寫作，總是在清晨與早鍛鍊的老頭老太太們走到一起，排隊買油條。他們要開始一天的生活，而我呢，卻是吃完早點便要睡去了。
這個月總是與袁敏在一起，他身上很多東西時常引起我的敬意，他的生活信條是，“夠用就行了”——吃飯是吃飽，買球拍隨便買一個，球就用他用剩的，場地便宜便好，但打球卻要每一下都打得認真，都要用力，畫畫要慢慢畫，進步會很慢，但只要常畫，就能畫得好一些。
袁敏教了我近二十小時的網球，每一次都提出更高要求：
第一週五個小時是動作；
第二週便是把所有球都擋過網，不管那球速多快，多麼難接；
第三週便是拉拍及比賽；
第四周我因總是站位不對，我主動要求敲牆；
第五週，我到現在這水平，雖然基礎仍不穩固，但花的時間很少，效率很高，現在，我已能與人比賽了，我相信，只要不服輸，只要努力，就能更進一步。
袁敏對我說的話都十分樸素，卻對我有一種異常深刻的影響，用這裡的生活與北京的生活相對比，我感到在這裡的自己更有力量。
在北京，朋友聚會往往是相互諷刺，記得我們打過一陣兒檯球，我、老全、老頹、老唐、趙趙、高偉寧，大家只是把工體的檯球廳當成一個可站著的酒吧，聊聊天，打球也完全是娛樂，打不好的人永遠打不好，並且慢慢地就對這個活動失去了興趣。我們從打球中獲得過多少樂趣呢？那裡一切都是“行行行”，“好好好”，其實是個人都有個人的主意，對人對事兒不認真，也不投入，我們的重點在於交際與娛樂。
事實上，我們對於漫不經心卻又緊張的都市生活是熱愛的，不過，說到生活中的每一細小之處卻未必如此，凡是我們不擅長的，都被稱為不重要的，甚至好笑的——而現在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自我肯定的人生觀，固執已見到了匪疑所思的地步，生活作風也是一種浮華的做派，商品要名牌，吃飯要在體面的地方吃，人們嘴裡諷刺著時尚，心裡卻怕被落下，朋友們以前都是叛逆青年；但現在，他們結婚買房，日漸正常，連最愛熱鬧的唐大年，聚會也要在十二點前回家，而從前，我從東高地趕到城裡，老頹回家要爬十六層樓，唐大年總是最後幾個離去的人之一，大家從來沒有覺得晚回去有何不妥，那是真正的“行行行”，“好好好”的一段悠長時光。
今夜，我從這裡，從廈門遙望北京，遙望我那些奮力進入中年的朋友們，忽然感到一絲淡淡的酸楚湧上心頭，每一個朋友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無端地浮現，那些聚了十幾年朋友，那些曾經的小淘氣和搗蛋鬼，興致勃勃地攪在一起，如同一個混亂但有趣的生命，然而今天，我彷彿看到曾經聚在一起的生命正在慢慢散去。在2005，大家紛紛成熟，完全的成熟，就像老頹幾年前所說，“下坡路走得更快”，幹嗎那麼急著忙著模仿中年人呢？成熟如果不是自私頑固，還能是別的什麼嗎？什麼圓融無礙！在我眼裡，比親密無間差得遠！好吧，成熟吧，那是為告別所作的最好準備，那是生命的頂點，下面事兒還有什麼好說的？
好了，再見，2005的北京，我的感情曾深深隨之震顫的地方，那巨大的城市，夜色中，已在滾滾紅塵的席捲中懂得嘆息了吧？
2006要做的
元旦這一天淨髮呆，想自己這一年應該怎麼過。
我喜歡事前下一個決心，使自己堅定起來，然後就咬牙堅持下去，即使後來覺得錯了，也把它完成了再說，誓願這東西在我心裡就是那種不許更改的東西——這個習慣實出於我對謊言的厭惡，如果沒完成自己的決心，那就相當於對自己撒了一次謊，這種事我不知做了多少次，每一次都讓我感到真正的失敗。
我從小就相信自己對自己的要求，認為那才是真正的要求。叫我為難的是，我總是喜歡給自己提出一個高水準的要求，往往是要完成那個要求十分困難，面對那些困難，我總是掙扎不已。
拿一個極端的例子來講，1998年，我看了一本中國版的《數學史》（照例是由很多人寫成），認為那書太大路貨，沒有個性，就試圖自己寫一本。為此看了好幾年的數學書，一個個夜晚就在我的閱讀與演算中度過，但越看越覺得難寫，一個普通的數學愛好者怎可寫出如此重要的書？特別是數學思想方面，無論哪裡寫錯了，都會影響讀者的思路或是對於數學的正確理解，那麼該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