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曼麗在高雄讀女中時和孫康宜是同學。後來，她考入臺灣大學歷史系，我教過她上古史的課，當時班裡有三十來個人，也沒有特別跟她來往，但是我曉得她是班上很能幹的學生，她不是死讀書的人，讀書很寬，對文學的興趣大於歷史。畢業之後，曼麗教過一年書，又在臺北“中央圖書館”工作兩年。
我傷殘，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蕩蕩地在大學照樣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後一道關口，必定過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夠，有的是對方家長不透過。我跟曼麗談戀愛以前，至少有兩次相當深入的戀愛，不太深的交往也有兩三回，每回都是無果而終。我心裡並不在乎，但還是有疙瘩。曼麗是我學生，但我不讓自己逾越師生關係。因此，我對自己的學生，畫了一條界限。她當時已經訂了婚，我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她跟未婚夫發生了問題，才發現彼此其實並不瞭解。她寫信問我怎麼解決，學生在學習上、生活上請教老師，這是常事。這麼一談，忽然發現我跟她之間，凡事都談得攏，從哈佛回去，我們就來往了。她的父親反對，但她不在乎，她說：“我喜歡，你們能拿我怎麼樣？好手好腳的人要撞了車怎麼辦？”她很堅定，性格開朗，是醇厚高潔的人，所以她能突破這些困難。這也是我的幸運，因為傷殘本身竟是預設的過濾網；如果沒有傷殘，有些人可能不會從我的性格瞭解我。我這個傷殘的過濾，讓她選了我的性格和內心，她跟她父親講：“再苦，我願意。”
1969年2月9日，我們結婚。
我們兒子只有八個月大就到美國來了。我太太對我非常重要。在美國，我不會開車，她開車送我，她一個人獨擔我所有的事務，讓我沒有後顧之憂。她帶孩子、掃雪、剪草，一切都包下來，她無怨言。我們大小問題也商量，思想問題可以討論，帶孩子的方針可以討論，對朋友的選擇彼此尊重，這是我一輩子最大的福氣。她懂得我這個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歡，哪些事情我不願意做。她從來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寬裕不寬裕，窮過窮日子，寬裕不浪費。母親和她是我一輩子最大的支撐。
小 引（1）
許倬雲先生對我說：“你們做的新聞是短歷史，我們學的歷史是長新聞。”那一年，我正對新聞充滿懷疑，對歷史常感困惑。一見如故之後，我多次向許先生問道，既沒有究天人之際的雄心，也沒有通古今之變的壯志，而是如沐春風地聽一家之言。
許先生自認做了一輩子的“旁觀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陣子的“聆聽者”。在許先生的慧眼裡，看見烽火連天，看見生離死別，看見牛鬼蛇神，看見英雄豪傑，看見左右搖擺，看見*自由，看見明槍暗箭，看見妒忌仇恨，看見同情寬容，看見悲天憫人。講者動情，聽者會心，相激相蕩，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許先生的身體，生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能是歷史的弱者，但是他從不肯松一口勁，終成人生的智者。許先生的書名喜歡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萬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在如椽健筆下，成了歷史長卷。我在江河入海的旅途上，幸運地乘搭了一小段輕舟，聽許先生指點江山，笑談風雲。
下篇 江上閒思
變是不變的常態
2006年11月8日，我第一次到南京訪問許倬雲先生，半天暢談好像一場思想盛宴。
別後數月，我常在回味。2007年9月出版《訪問歷史》時，許先生的訪問稿自然放在第一篇。在自序裡，我寫了一段文字，便是許先生給我思想震撼的結晶：
我樂此不疲地訪問大文化人，源於好奇，也抱敬意，瞭解之後漸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讓自己進入這一代人的歷史世界。我的訪問物件是深受五四文化影響的一代，胡適稱五四運動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那我就一廂情願地稱他們為“中國文藝復興人”吧。這一代人成長在傳統文化尚未人為斷裂的時代，國學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學海外，經受歐風美雨洗禮。不管身在何處，他們的心靈總在高處相逢，為*科學的思想播一粒種子，為千錘百煉的中文留一點尊嚴，為浮躁騷動的人心寫一片空靈，真是足以復興中國文藝的一代。然而，晚清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後時局的變化常常出人意表。國家多難，民生多艱，美夢多碎，變局之中，但見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惟無數知識人的愛國之心從未改變。許倬雲認為“變”是人類歷史上最不變的“常態”，通古今之變後關懷的是全人類與個人的尊嚴，使我如醍醐灌頂。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