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舞、對紙牌和檯球遊戲、對舞蹈晚會、對省城或大都市的旅遊、對造紙廠和製糖廠、對豪華的亭閣、對茶、對嬌慣壞了的拉梢馬、對胖得把腰帶繫到胳肢窩下的馬車伕、對那些穿著講究、而不知為什麼脖子一動眼睛就歪斜和往外翻的馬車伕……“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主呢！”我這樣想。而且他絕沒有裝得像個悶悶不樂的人，像個怨天尤命的人；他對別人總是顯出一樣的感情和熱忱，幾乎想要去結交每一個隨便相遇的人。其實，您同時會感到，他跟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朋友，都不可能真正地深交，這並不是因為他一概不需要別人，而是因為他把一切都埋人內心。我細細觀察了拉季洛夫，簡直想象不出他嘸論現在或過去什麼時候會是幸福的人。他也不算是個美男子；然而在他的眼神裡、微笑裡，他的整個身上都蘊含著某種非凡的魅力，的確如此。所以，我很想好好地瞭解他，喜歡他。當然，有時他也暴露出地主和鄉下人的本性，然而他終究是個相當不錯的人。
我剛剛同他聊起新任的縣長，忽然門口傳來奧麗加的聲音：“茶備好了。”我們來到客廳。費多爾？米赫伊奇仍然坐在窗子和門之間的那個角落裡，謙卑地縮起腳。拉季洛夫的母親在一邊織襪子。窗子是開著的，從園子裡飄來秋天的清爽氣息和蘋果的芳香。奧麗加忙著為我們斟茶。我這會兒比用餐時更加仔細地打量她。她很少說話，像一般的縣城姑娘一樣，可是至少我從她身上看不出她在痛苦地感到空虛無聊的同時想要說些好聽的話，不翻白眼，也不作帶幻想味道的、用意不明的微笑。她顯得既文靜又坦然，如同一個經歷過大喜或大悲後而歇息下來的人。她的步態、舉止又堅定又灑脫。她很讓我喜歡。
我跟拉季洛夫又侃了起來。我已經記不清我們是怎樣得出一個人所共知的見解：一些最無關緊要的小事往往比一些極其重要的事給人的印象更深。
“是呀。”拉季洛夫說，“我常有這種體會。您知道，我有過妻子。共同生活不很久……三年，我妻子便死於難產。我想，我活不下去了；我悲傷極了，痛苦得要死，可是又哭不出來——成呆於似的。我們照規矩給她穿好衣服，放到靈床上——就在這間屋子裡。神甫來了，幾位教堂執事也來了，開始唱讚美詩、祈禱、焚香；我鞠躬磕頭，可是掉不出一滴淚來。我的心彷彿變成石頭，頭腦也是這樣——全身沉重極了。頭一天就這樣過去。您信嗎？夜裡我甚至睡著了。第二天一早我來到妻子身旁——那時候是夏天，她從頭到腳都被陽光照射著，而且被照得亮亮的。突然我看到……與（拉季洛夫說到這兒不由得顫抖了一下。）您猜怎麼著？她的一隻眼睛沒有全閉上，有一隻蒼蠅就在那隻眼睛上爬……我一下就栽倒在地了。甦醒後就開始哭呀，哭呀，已抑制不住自己了……”拉季洛夫不說話了。我瞧了瞧他，又瞧了瞧奧麗加……我永遠忘不了她那臉上的表情。老太太把襪子擱在膝上，從手提包裡掏出手絹，偷偷地擦擦眼淚，費多爾？米赫伊奇驀地站起身來，抓過他的小提琴，用嘶啞而古怪的嗓音唱了起來。他大概是想讓我們快樂，可是一聽他那聲音，我們全打顫了。拉季洛夫就請他別唱了。
“不過，”他接下去說，“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過去的事是挽回不了的，而且終歸……人世上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話似乎是伏爾泰說的吧。”他連忙補充說。
“是的，”我回答說，“當然是這樣的。而且各種不幸都可忍受過去，沒有擺脫不了的逆境。”
“您這樣想嗎？”拉季洛夫說，“怎麼說呢，也許您是對的。記得我在土耳其的時候，有一次躺在醫院裡，人已半死不活的了：我因創口感染而發起熱病。唉，那時的住院條件當然沒法說是好的，戰爭時期嘛，有個地方躺就得感謝老天爺了！突然又送來一批傷病員——把他們往哪兒安置呀？大夫跑東跑西，就是找不到地方。後來他走到我身邊，問助理醫生：‘他還活著嗎？’助理醫生回答說：‘早上還活著的。’大夫彎下身聽了聽我還在喘氣。這位仁兄就不耐煩了，說：‘這小子真差勁，他反正就要死的，必定死的，卻在這兒苟延殘喘，拖時間，不過是白佔地方，妨礙別人。’我心裡想，‘完了，你要完蛋了，米海洛？米海雷奇呀……’可我還是病好了，您瞧瞧，還一直活到現在呢。可見您說的是對的。”
‘準任何情況下我這樣說都是對的，”我回答說，“假如您那時真的死了，那終歸也算是擺脫了逆境。”
“那當然是，那當然是，”他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補充說……
“只要下決心……在逆境裡待著有什麼出息？……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