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自毛澤東被排擠出領導崗位外，每況愈下，到1934年秋節節敗退，楚歌陣陣，在紅四方面軍取得反六路圍攻的勝利後一個月只得進行長征；其他革命根據地就更不用提了。與這些革命根據地的艱難苦戰相比，張國燾確實有傲視群雄的資本和理由。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渡過危機之後的張國燾急於報小河口受辱的一箭之仇，再次開展“肅反”。用繩索勒死反對派，成為他最開心的事情，他先後勒死了曠繼勳、曾中生等幾十位高階幹部。（略）
仇視知識分子，大行愚民政策，張國燾的目的只有一個：建立一支惟命是從的軍隊。為此他精心挑選了“文臣武將”，縱容、驕寵他們，使黃超、何畏、李特成為橫行軍中的災星悍將。
西征入川（12）
張國燾建立張家軍的辦法主要有兩個，一是利用“肅反”大殺反對派，二是在根據地和軍隊內推行愚民政策。
這個北京大學肄業的知識分子，特別仇視知識分子幹部。他有個著名的公式：“知識分子必然出身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
關於他憎恨、屠殺知識分子的原因，與他共事多年的成仿吾作過這樣的分析：“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幹部有文化，有能力，有鬥爭經歷和經驗，不易為張國燾矇蔽和支配。”
張國燾在“改造”黨、政權和軍隊的旗號下，大批地撤換有能力的幹部。以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為例，他撤了省工農*政府內務委員會主席楊克明（知識分子幹部，川東老黨員，曾任三十三軍政委），換上一個不識字的婦女張廷福；撤了省工農*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張逸民（知識分子幹部，老黨員，當過旅參謀長，曾領導過南部鍾升寺暴動和任瑋璋部隊起義），換上一個在縣裡做兒童團工作的16歲孩子向思爵；撤了省工農*政府副主席羅海青，換上一個不識字的司務長祝義亭；撤了省工農*政府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餘典章，換上一個文盲趙健章。張國燾親手提拔的省土地、糧食、裁判等委員會主席，都是一字不識的農民。這些工農幹部雖然本質很好，對敵鬥爭堅決，但是文化低、能力弱、缺乏*經驗，不能勝任工作。張國燾就是利用工農幹部的弱點，建立他的軍閥式的個人統治。
張國燾的軍閥統治在軍隊裡表現得最為突出，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從不把軍隊看作是執行黨的綱領、路線、政策的工具，而是視為實現其個人野心的資本，因此，他否認黨對軍隊的領導，否認黨指揮槍的基本原則，在部隊中竭力擴張他的個人勢力。
2．從不把黨管幹部和德才兼備作為使用幹部的基本準則，一切都以他的個人利益和好惡為標準，凡是無原則地跟隨他的人，都被視為‘好乾部”加以重用，團長一下子可以提升為軍長；反之，凡是和他有過不同意見或者批評過他的人，一律視為“異己分子”，予以撤職、處分，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張國燾發明了“不識字的兵是好兵”、“聽話的兵就是好兵”、“機關槍口下提拔幹部”等理論，直接提拔一些打仗勇敢但綜合素質不高的基層幹部，如他看見第三十六團團長余天雲打仗悍不畏死，就不問其思想作風如何，直接提拔為三十軍軍長，特別加以庇護。
3．從不把三大*（政治*、紀律*、經濟*）落實到官兵關係上，其他紅軍隊伍裡早已清除的軍閥惡習，如對士兵的打罵制度、命令作風，在四方面軍中還有影響，特別是張國燾縱容的親信部隊還相當嚴重。
張國燾的愚民政策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四方面軍在三大主力紅軍中知識分子最少、文化水平最低、文盲最多。對此，徐向前曾十分心痛，他在*中寫道：
文化程度偏低，是幹部隊伍的一大弱點。除總部保留了屈指可數的知識分子（如張國燾、陳昌浩、曾中生、傅鍾、李特、黃超、餘篤山、朱光、張琴秋、舒玉章等）外，軍以下幾乎清一色的工農幹部。有些師團幹部，斗大的字認不了幾個，連作戰命令、書信也不會寫。受領任務、傳達指示，全憑記憶力。有位師長，作戰勇敢，屢建戰功，但寫不了自己的名字，簽收檔案，畫個“鴨蛋”了事。這固然是舊社會的歷史條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與當時輕視文化知識、排斥知識分子的傾向有關。從教條主義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蘇聯的經驗，把知識分子視為異己力量，機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選拔幹部，不強調重在表現，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分，搞“唯成分論”。不然，他們是不會把向忠發當作樣板，高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