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大使將他的計劃告訴當晚的客人，即在中國農村組織一個工業合作聯合會，以取代以前存在的簡陋的工業基礎設施，併為抗戰提供武器和裝備。他隨後又解釋說來自紐西蘭的路易·艾黎正在勸說政府接受這一建議，他對此印象深刻。此話一出，全場突然鴉雀無聲。 據史沫特萊說，有人認為艾黎是位喜歡追逐奇蹟的“魔術師”，而大使認為如果更多的人加入到隊伍中來，那麼“奇蹟”就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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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5）
克拉克·科爾明確表示他要幫助艾黎，並會將這個主意告訴蔣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齡。他信守了諾言，而宋美齡也成為了在鄉村成立小規模工廠的熱情支持者和組織者，她也是這個運動早期能夠獲得成功的關鍵人物。
那時，艾黎是一名政府職員，負責檢查上海的大小工廠。1938年，他花了幾個星期來到漢口為工業合作運動奔忙，並結識了喬治·霍格。牽線人也是工業合作運動的熱心者，史沫特萊。她介紹兩人認識，並希望霍格能就此寫篇關於這個專案的文章。艾黎調查了計劃將要復興中國工業的鄉村，隨後就離開了。
在聖公會住下來後，霍格的首要任務就是賺錢繳納房租。吳德施主教是位善良的基督徒，但還不會好心到為來來往往的記者提供免費住所。對喬治來說，錢也的確是個問題。
霍格在範·裡庫姆兄弟公司的工作通常是從早上九點到中午在漢口一家高檔酒店和中國的商人和客戶會面。他的工資剛好夠繳納房租，沒有多餘的錢購買一輛腳踏車。而腳踏車對於一名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的記者來說，可是必要的裝備。那時的他太缺錢了，甚至連往日兩星期給家裡寫封信的習慣都要改成一個月寫一次，為的就是節省郵費。他還要求家裡用很輕的信紙和信封給他回信，因為他發現如果信件過重會加收額外的費用。在中國的戰爭年代，郵政服務費用計算的非常精細，為的就是能夠維持正常運作。霍格父母寄來的信有些確實石沉大海，但是大部分還是到了喬治的手中。那時從英國到中國的信件要經過海運到香港，再陸運到中國內地。然而，從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後，從英國到中國的郵件甚至要經過俄國這樣漫長且不可靠的行程才能到達中國。
霍格嘗試過教授俄國外交團英語，然後又到漢口大學教書來賺更多錢。他簽訂了從新學期開始教授英語和經濟學的合約——可9月份的時候日軍已經兵臨城下，學校被迫關閉。
後來，喬治得到了合眾國際社兼職記者的工作，這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他的經濟問題，他的生活也發生了一些改變。他當時的工資是每個月80美元，在面臨急劇通貨膨脹危機的當地來說，已經算很合理的了。霍格很快就放棄了和中國商人在一起的工作，還買了一輛腳踏車。
合眾國際社的口號是“報道發生在每時每刻，地球上每個角落的新聞”，他們已經在漢口派駐了一名優秀的全職記者——傑克·貝爾登；而且時不時還會有新的明星記者出現，例如報道戰爭衝突的貝蒂·格拉漢姆。貝爾登是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漢口幫”的其中一位。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將喬治介紹給他，而他也很高興身邊能有一位新手幫助他做些跑腿兒的工作。
在合眾國際社的工作是幸運之神對喬治的最大垂青，因為這使得喬治擁有了媒體資格，給了他結識更多改變戰爭格局的人和事件的機會，還包括給了他在各路媒體中的地位。總之，這份工作為喬治打下了堅實的新聞報導工作的根基。建立於1907年的合眾國際社和當時的路透社、美聯社之間是競爭對手，且以其更加栩栩如生、更加豐富多彩的報道筆觸挑戰新聞界的霸權地位。在合眾國際社的總編羅伊·霍華德看來，其他的通訊社的新聞報導太過沉悶與無味，因此非常鼓勵他的員工在稿件中注入更人性化、廣大讀者喜聞樂見的內容。
現在，我們已讀不到喬治·霍格在合眾國際社工作時的報道了，但是從日後他為《曼徹斯特衛報》撰寫的新聞稿件以及從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發現，他的寫作風格很好地研習了在合眾國際社時習得的要點。這份新的工作讓他放棄了繼續從事教師職業的計劃。在接下來的18個月中，他努力學習如何成為一名稱職的外國記者。那時的工作很艱苦，且喬治很少得到總編的表揚。然而，他學會了如何編寫一篇短小精悍的新聞，還練就了妙筆生花的本領。
霍格是幸運的，作為記者，他趕上了不平凡的年代。從他踏上中國的土地開始，抗日戰爭愈演愈烈，不斷攀升的傷亡人數、不斷暴露的日軍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