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鳳凰應該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如果鳳凰能夠駕馭中日題材、中美題材、兩岸題材，而這種角色都是別人無法替代的，那鳳凰的政治影響力或者說政治的話語空間就具有了不可替代性。所以我覺得鳳凰下一步的電視行動會和政治聯絡得更多。
這十年對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豐富的十年
記者：您的員工都說您是一個感性的老闆，您掉眼淚最多的是哪一次？
劉長樂：比較深刻的、最多的一次還是2001年中國申辦奧運成功的那次，那不能說哭，是百感交集，你們也知道我們鳳凰衛視那次莫斯科直播是多麼不易，眼淚中有悲壯，有委屈，有欣慰，更有自豪。
記者：鳳凰這十年，您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劉長樂：這十年對我而言，是我50年的生涯中最豐富的十年，就是生活最豐富，也許是最有成就感的，當然也是驚心動魄的，很多故事，很多感慨，這十年。
記者：您的理想是在中國的新聞舞臺上種上參天大樹，十年樹木，鳳凰這棵“新聞樹”現在長成什麼樣了？
劉長樂：我覺得還是能經得住風雨的，現在應該還是在迅速成長期，鬱鬱蔥蔥，枝繁葉茂。
（本文由作者與人大新聞學院及鳳凰衛視記者共同採寫）
王紀言（1）
公元一九九六
口述人：王紀言
鳳凰衛視執行副總裁 中文臺臺長
口述時間：2006年3月2日 3月12日
口述地點：鳳凰影視（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鳳凰會館
假如他們不負責任錄取了我，就會多了一個不合格的播音員，少了一個合格的做電視的人
記者：眾所周知，鳳凰衛視所有的人都稱呼您“院長”，這個稱呼因何而來？
王紀言：來鳳凰衛視之前，我在北京廣播學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國傳媒大學當過十年的電視系主任和六年的副院長，“院長”的稱呼由此而來。說起“廣院”，大家都知道它被稱為“中國廣播電視人的黃埔軍校”，在這裡我曾經度過了二十多年的求學和工作生涯。所以，對“院長”的稱謂我挺喜歡，它既是二十多年學院經歷的代名詞，又有點“師長學長”的意味，就是解釋起來要多用點口舌。
記者：您哪一年考入的廣院？
王紀言：1974年。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廣院招收的第一批學生。我的人生在那個充滿了動盪和變數的年代因為一次不自覺的選擇發生了改變，就是我報考了當時剛剛恢復招生的北京廣播學院。
記者：那時您的身份是什麼呢？
王紀言：我家鄉是在內蒙古，當時我在農村當了四年農民以後，就到呼和浩特一個報社當記者，經歷了“文革”和“上山下鄉”的我們不論受過多大的痛苦和磨難，從來沒有喪失過對未來的嚮往和信心，這是“老三屆”的那代人非常寶貴的品格。在報社我是招聘進去的記者，主要跑農業新聞，當時在內蒙古當農業記者，到農村採訪是很艱苦的，而那時候農業的情況和農村的狀態也比較混亂。天氣變化無常，風沙很大，我記得我們常常頂著大風騎著腳踏車採訪，如果到較遠的地方要先坐長途車到縣城，然後再租腳踏車下鄉，有一次採訪一個場院的老人，我就睡在他的炕上，炕上沒有被子，我就穿著老人丟給我的皮褲，吃的飯是拿羊油熬的糊糊。田頭炕沿上的採訪雖然艱苦，但我的基本的記者採訪本領和基本的新聞職業訓練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記者：什麼時候萌生了報考廣院的念頭？
王紀言：報考廣院完全是一種不自覺的行為，這和當時的政策和體制有關係。那時候各高校招收工農兵學員要到當地招生，這種招生體制是把某一個專業分給某一個單位，我所在的報社分的是播音專業，由於我在報社的工作比較出色，發了大量農村的稿子，大家推薦我去，我最想考的是和新聞報道有關的專業。但是隻有播音專業可以報考，怎麼辦呢，我決定也要去試一下，於是我和另外一兩個人，到內蒙古廣播電臺的播音室裡試音，就是唱一首歌、朗誦一首詩、念一段新聞稿，好在當時的老播音員挺負責任的，認為我雖然聲音很大，但是z、c、s和zh、ch、sh分不清，另外呢還有口音，所以他們沒有同意錄取我。假如他們不負責任錄取了我，那麼在後來北京廣播學院的畢業生裡，就會多了一個不合格的播音員，少了一個合格的做電視的人。在那種情況下，招生委員會突然發現，像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