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神宗缺乏與流俗堅決鬥爭的決心與勇氣，甚至立場不穩，有時還會站在流俗一邊與改革派為難，這就迫使王安石不得不以更大的決心與勇氣向流俗開戰。由於神宗年紀尚輕，學術不明，缺乏自信，一見有許多人反對便以為變法有問題，王安石則力言流俗不足顧，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流俗表面上人多勢眾，不可一世，但大都是目光短淺之輩，只貪近利，並無遠圖，如果一任流俗，則一事無成。
王安石在《尚書·周書·大誥》的註解中指出：
武庚，周所擇以為商臣；二叔，周所任以商事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國疑之時，相率而為亂。非周公往徵，則國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後，賢人眾多，而迪知上帝以決此議者，十夫而已，況後世之末流？欲大有為者，乃欲取同於汙俗之眾人乎？
武庚是周王室選擇以為亡商之後的，管叔、蔡叔是周王室任命以監管武庚的，按說他們都不應該是庸才。但他們卻在成王尚少、主幼國疑之際相率為亂，如果不是周公親自往徵，則周室的安危存亡未必可知，很有可能就此覆滅，因而出征是理所當然的。經過文王、武王兩代聖王的教化培育，周室賢才眾多，然而能夠知乎天命，順乎人心，同意派兵出征的才不過十人而已，當時有見識的人尚且如此之寡，何況後世末流之人呢？想大有作為的人，如果試圖博得見識低下、人格卑汙的流俗之人的贊同與支援，絕不可能有所成就，甚至會導致國家危亡。
王安石借題發揮，說明有真知灼見者永遠是少數，如果非要事事從眾，那就不僅一事無成，甚至還會亡國滅種。王安石又在《尚書·虞夏書·大禹謨》的註解中指出：“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則可，咈百姓以從己之慾則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盤庚是也。蓋人之情，順之則譽，咈之則毀，所謂‘違道以幹百姓之譽’也，既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者也。”違背百姓的慾望，強制以從先王之道則可，強迫百姓以王者一己之私慾則不可。盤庚就是古代強制百姓順從先王之道的典範，他在做出遷都的正確決定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反對，但盤庚不為所動，堅持不改，終於使商朝更加興旺發達。常人之情，順之就會讚譽，逆之就會誹謗，如果不論是非，一味從眾人之慾而違背先王之道，以求獲得眾人一時的讚揚，就是沽名釣譽，是不可取的。因此應當順從真理，推行先王之道，以合乎國家和民眾的整體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
王安石反覆說明流俗不足為慮，主要是為了打消神宗的疑慮，使之更加堅定地推行新法。他對神宗總是與流俗劃不清界限也表現得很不客氣，多次提出嚴厲的批評。在《熙寧奏對日錄》中，王安石記載了他和神宗的一次談話：
向流俗開戰（3）
……譬如運甕，須在甕外方能運，若坐甕中，豈能運甕？今欲制天下之事，運流俗之人，當自拔於流俗之外乃能運之；今陛下尚未免坐於流俗之中，何能運流俗，使人順聽陛下所為也？
王安石不愧辯才無礙之譽，他的比喻也特別新奇有趣，非常合乎力學原理。度人先須自度，自溺於淵，而欲拔人上岸，則未見其可。神宗每每陷入流俗之中不能自拔，當然無法改變流俗，使之順乎新法、順乎先王之道。
由於神宗態度不夠堅定，而朝廷中大多數官員又都站在流俗一邊，因此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事實上是相當孤立的，但王安石並不畏懼，因為他堅信真理在手，勇者無懼。司馬光在《與王介甫第一書》中以嘲諷的口氣說王安石有意“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其實王安石力戰的並非天下之人，而是天下流俗之人、流俗之見，他也確實有力戰天下流俗而勝之的勇氣。
由於敵眾我寡，王安石主張立場鮮明地推行新法，對於那些不能遵守法令、刻意阻撓朝廷政令的人予以嚴懲。據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六記載：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諮者，豈足顧也！”……
對於不能認真推行朝廷法令的官吏，王安石準備堅決懲辦，而神宗卻每事姑息，這是新法推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既然不履行職責、不遵守法令也不會受罰，朝廷賞罰不明，誰還會頂住地方豪強大戶的壓力，真正推行新法呢？神宗總是想走一條沒有任何阻力、人人拍手贊同的道路，這條路又到哪裡去尋找呢？所謂民間亦苦新法，主要是因為新法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大戶豪強們的利益，他們自有能力將怨言傳到神宗耳邊，讓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