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甚至受到好友柳宗元和劉禹錫的批評。
韓愈的弟子李翱（字習之）則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式，即將佛理盜為己有，用儒家的語言表達佛教的義理，這就使儒家也有了性命之學，或者說是有了儒家自己的形而上學。這種方式其實是比較高明的，但由於李翱做得過於明顯，以致佛教反而把他的著作收入佛書，當做他投降佛教的證據，而且他本人又向藥山惟儼、紫玉道通等高僧問道，和佛教劃不清界限，因此同樣未能起到振興儒學的作用。
在佛教極盛的唐代，韓愈師徒的努力幾乎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微弱的排佛之聲馬上便被佛教更加洶湧的浪潮所淹沒，直到宋初，孫復、石介、歐陽修等人才重提排佛之說。南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捲上說：
石介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連，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以經術行義聞者，但守傳注，以篤厚謹修表鄉里。自孫明覆為《春秋發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唱為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論其然，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
由此看來排佛的興起與儒學的自覺有關。最初的宋儒不過以德行篤厚著稱，在學術上無甚建樹，只是謹守先儒傳注而已，不敢有所發明，而且只明經句，於義理無所體會。自孫復（字明覆）開始，才稍微有些自己的見解。從專傳注到重視發明大義，從單純的繼承守成開始創造發揮，從墨守成規到斷以己意，表明儒學已進入一個自覺的復興時期。儒學不甘現狀，銳意進取的結果就造成了重新劃分勢力範圍的問題；而儒學開始重視義理，就與同樣以義理為長的佛、老發生了矛盾。
宋朝承接五代以來的政治格局，中國弱而四夷盛，民族矛盾十分突出，這就使夷夏之辯有了新的市場。由於佛教是外來文化，這就為儒家攻擊佛教提供了天然的理由。孫復作《儒辱》，以與佛老並立為儒家之奇恥大辱，盛讚闢楊、墨的孟子，距申、韓的揚雄，排佛、老的韓愈，以為“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夷狄矣”，將學派的鬥爭歸結為夷夏之爭。以學理之爭為民族之爭，並且一股腦兒地將佛、老、申、韓、楊、墨全部歸入夷狄之列，以儒為“夏”，這就等於一下子判了其他學派的死刑。這種做法近乎無賴，卻十分有效，因為誰也不敢說夏不如夷。
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民族意識，石介甚至編造歷史，他所著的《中國論》，在強調佛自西來之後，更言“有龐眉名曰‘聃’，自胡來入我中國，各以其人易中國之人，以其道易中國之道，以其俗易中國之俗”，竟將老子也當成了胡人，真是聞所未聞。不過這種靠渲染民族意識來提高儒家地位的做法實無足道，只是更加暴露了儒家軟弱無力與仗勢欺人的面目而已，令人生厭。
。。
承道繼統（2）
孫復、石介等人在反佛方面並沒有超過韓愈，只是在言行上更加乖戾過分。特別是石介，一邊著《怪說》、《中國論》等奇文怪章肆意攻擊異端；一邊又以去掉府學書庫中所藏的佛老畫像等露骨行為來實踐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主張，只是他沒能爬上高位，也就只能在太學裡面時發怪論、盡其詆言罷了。
歐陽修本來無意排佛，由於受了石介的極力攛掇，才跟著反起佛來。不過歐陽修的態度比較溫和且明智，他著《本論》二篇，指出佛教雖然乖人之性、離散天倫，又有虛耗民財之弊，然由於其有“為善之說”，故百姓仍然“相率歸焉”，因此單純地“火其書”、“廬其居”是沒有意義的，思想的東西只能靠思想來解決，只要重振堯舜古聖之道，“使民皆樂而趣焉”，而“物莫能兩大”，只要人一歸於先王之道，佛教自然就會衰亡。歐陽修意識到了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論的問題不能單靠暴力來解決，對佛教必須“修其本以勝之”，這一點比韓愈、石介等人高明，但他用先王之道戰勝佛教的想法也只是想當然，“莫能兩大”也許是對的，但結果仍然是儒家的失敗。
排佛的興起還與古文運動的復興有關。前文已略述古道與古文的關係。韓愈提倡古文，本身就有排斥佛教的意味。提倡散文，反對駢體文，表面看來與佛教毫無關係，然而講究聲律、對仗的齊梁時代的駢體文事實上與佛教頗有淵源。梵文對聲律要求很高，許多佛經本來就是優美的文學作品。佛經一般包含長行（散文）和偈頌（韻文、詩）兩種形式，先用長行表述，然後再用詩的形式重述、總結，頗有一唱三嘆之妙。有些佛經全篇韻文，極為華美，東晉名僧慧遠稱其“擬象天樂”，還贊其“窮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眾趣”，其難度與藝術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