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汪貴發。”汪貴發舉起雙手說:“投降,投降,服了,服了。”有人說:“許小曼,你在部裡,哪裡知道我們下面人的苦日子,有時也發發善心抬一抬我們這些受苦人吧。”許小曼說:“你都不認識錢還是錢了,要我隔河渡水飛越關山跑到廣州去抬你?”那人說:“有什麼辦法搞到一個國家課題,我願意拿五萬塊錢來攻關。國家課題錢只有二萬三萬,難得的是那個名。”伍巍說:“抓一個國家課題在手裡,你的位子就穩了,上去也更有條件了。”那人說:“是那麼回事,我還擔心被別人擠了呢,我明年還要到哪裡去掛個博士讀一讀,先把硬體備齊了它,將來別人替你說話也好說一點,不然真有危機感。”說著仰頭把一瓶啤酒喝了,臉上放著光,“明年我報一個國家課題上來,許小曼你給我批了。”許小曼說:“那是專家組的事。”他說:“我拿五萬塊錢,你承包了替我攻關,專家組的人也是人嘛,要爭課題總是要出點血的。”許小曼說:“你以為別人沒看到過錢?”那人說:“不肯幫忙,領導的藝術就表現在這些地方,把我們擋了還叫人家放不出個屁來。”又打自己的嘴巴說:“這張嘴臭慣了,在文明之都的女性面前也香不起來。”�
一會話題又轉到怎麼合法地增加自己的收入。大家一致同意,靠工資活,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弄錢也不必有什麼道德上的忌諱,問題是怎麼才能繞開法律。有人說:“鯊魚吧,他咬一大口幾大口也是合法的。”說著身子猛地往上一躍,凌空咬了一口,叫人看著心驚膽顫,“我們這些蝦兵蟹將,那就要多幾個心眼,有十分把握了才能下口。”日本回來的黎勇說:“我到日本四年,說起來也算小康了。說起來你們不信,你們誰背過死屍沒有?死屍是不能坐電梯的。”把從高層建築背死屍下樓的過程繪聲繪色地講了一遍,把雙手放到後面,躬著腰比劃著。講完了馬上又申明:“那是剛去的時候,要謀生,生存總是高於一切的吧,現在好多了。”我說:“怪不得老是聞到一股解剖室的味道。”談話繼續下去,我在不覺之間又出了局。
39、絕對命令
明天我就要離開北京。�
夜深了,許小曼把我帶到農展館附近一家叫“紅鷹”的茶樓,要了一間房坐下了。坐下來那種姿態,我感到了她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那種從容優雅。我說:“要間房太奢侈了。”她笑了笑,我不再說什麼。從這些小地方我意識到自己跟不上時代了,也沒有跟上去的實力。服務小姐問我要什麼茶,我說:“隨便吧。”許小曼說:“來一壺你們這裡最好的。”茶上來小姐關上門去了,許小曼說:“這兩天總也沒抓到時間說話,都應付他們去了。”我說:“唱主角的人嘛。”她說:“你別說北京這麼大,熟人這麼多,要找一個說話的人,那也不容易。”我說:“你當領導了,忌諱就來了,我們老百姓一身輕,別的沒有,自由還是有的,”我張開臂堆積了一個飛翔的姿式,“誰管我說什麼?”她笑了說:“說到自由,就從這個話頭開始吧。你說老實話,這次來,是以出差的名義呢,還是自己掏錢?”我笑笑不做聲。她說:“我早就猜著了,臥鋪那邊還有一些是空的,可你沒買臥鋪票。如果別人我就裝作不知道了,誰叫你是池大為呢?你想如果是你們廳長來,哪怕是個處長吧,他會自己花錢?一百個出差的理由都有,還要坐飛機,還有補助。想出國抬腳就走,好像在自己家裡上廁所。誰自由誰不自由,你自己說?”我說:“你在那個份上呆了也有這麼久了,你知道好處在哪裡。”她說:“這兩年我到哪裡,都是飛來飛去,可以說是心到身到。對你我沒必要炫耀什麼,你也不是吃這一套的人,我是說,有些東西,一定要在那個位子上才會有,否則什麼都沒有,連尊嚴感都沒有。我的體會是尊嚴不能建築在一種空洞的驕傲之上。世界就是這樣冷漠,甚至說無恥。北京這樣,哪裡都這樣,不存在一種詩意的空間,說到底還是人性太無恥了。昨天我想了好久,覺得有必要刺一刺你,狠了心也要刺一刺你,如果你想到其它同學並不這樣刺你,你就別記恨我吧。你再這樣下去,就可惜自己這一生了。”我說:“小曼你知道我並不傻,我只是被自己心裡什麼東西擋住了,就是邁不出去那一步。”她說:“現在是什麼年代,個體生存的年代,生存是生存年代的最高法則,是絕對命令,我們的前面除了生存什麼都沒有。當一切都在現實的平面上展開的時候,那些虛幻的東西,什麼什麼精神,其實很蒼白,也許迷人,但還是蒼白,不能跟現實發生真正有效的聯絡!我猶豫了三年,放棄了,才有了今天。誰知道你竟堅守了這麼久。我因此很理解那些貪官,他們是先知先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