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上”。想，或者說思考，佔據了我的大部分時間。我不想糾正，因為並沒有什麼糾正的標準。總去想應該怎樣，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樣。唯望您能忍受。
我還是相信，愛情，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理想（夢想，心願），並不要求它必須是現實。
現實的內容太多，要有同樣多的智謀去應對，勢單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沒，剩下的是無窮無盡的事務、訊息、反應……所以就有一種瀟灑的態度流行：其實並沒有什麼愛情，有的只是實實在在的日子（換句話就是：哪有什麼理想，有的只是真實的生活）。但這瀟灑必定經不住迂腐的多有一問：其實並沒有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如果說不出沒有的是什麼，如何斷定它沒有呢？如果說出了沒有的是什麼，什麼就已經有了。
愛情並非有形之物，愛情是一種心願，它在思念中、描畫中，或者言說中存在。呼喚它，夢想它，尋找它，乃至丟失它，輕慢它，都說明它是有的，它已經存在。只有認為性慾和婚姻就已經是它的時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這個邏輯，沒有它的根本不會說它，說它的都因為已經有它。
所以語言重要。語言的重要並不僅在於能夠說明什麼，更在於可以尋找什麼，描畫理想，觸控虛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無限性即繫於語言的無限可能。
寫作所以和愛情相近，其主要的關心點都不在空間中發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戲劇”裡。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我想，關鍵是要解除白晝的魔法（即確定所造成的束縛），給語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對可能的探問）。要是看一齣戲，其實在大街上或商店裡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劇場？要是一種思緒獨闢蹊徑，拓開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沒有舞臺它也已經是藝術（藝術精神）。有，或者沒有這樣的思緒在飄動，會造就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
昨天有幾個朋友來看我，不知怎麼一來說起了美國，其中一個說：“美國有什麼了不起？我可不想當美國人。”另一個說：“那當然，當美國人幹嘛？”這對話讓我感慨頗多，當不當美國人是一回事，但想不想當美國人確實已經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被強調了，事情就不再那麼簡單。比如，為什麼沒有人去考慮要不要當古巴人？或者，你即便聲稱想當古巴人，也不會在人們心中掀起什麼波瀾，或引起什麼非難。所以，存在之物，在乎其是否已經成為問題，而有沒有公認的答案倒可以輕視。
我也並不想當美國人，當然讓我去美國玩玩我會很高興，原因不在於哪兒更好，而在於哪兒更適合我。這都是題外話。再說一句題外話：有人（記不清是誰了）曾經說過：不可以當和尚，但不可以不想當和尚。此言大有其妙。
並非有形的東西才存在。想什麼和不想什麼，說什麼和不說什麼，現實會因而大不相同。譬如神，一個民族或者一個社會，相信什麼樣的神，於是便會有什麼樣的精神。所謂失神落魄，就是說，那個被言說、被思悟著的信仰（神）如果不對勁兒，現實（魄）必也要出問題。
三毛說“愛如禪，一說就錯”，這話說得機靈，但是粗淺。其實禪也離不開說，不說怎麼知道一說就錯？“一說就錯”只不過是說，愛，非語言可以窮盡。而同時也恰恰證明，愛，是語言的無限之域。一定要說它是語言的無限之域，是因為，不說（廣義地說，包括思考與描畫），它就沒有，就萎縮，就消失，或者就變質。眼下中國人漸漸地少說它了，誰說誰迂腐，誰累。中國人現在少說理想，多說裝修，少說愛情，多言性。中國人現在怕累，因為以往的理想都已落空，因為以往的理想都曾信誓旦旦地想要承包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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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給李健鳴Ⅱ（2）
讓理想承包現實，錯誤大約正從這兒開始。理想可以消失為現實，不可能落實為現實。理想的本質，註定它或者在現實的前面奔跑，或者在現實的上空飄動，絕難把它捉來牢牢地放在床上。兩個沒有夢想的人，不大可能有愛情，只可以有性和繁殖。同床異夢絕非最糟糕的狀態，糟糕的是同床無夢。
我曾經寫過：愛這個字，頗多歧義。母愛、父愛等等，說的多半是愛護。“愛牙日”也是說愛護。愛長輩，說的是尊敬，或者還有一點威嚇之下的屈從。愛百姓，還是愛護，這算好的，不好時裡面的意思就多了。愛哭，愛睡，愛流鼻涕，是說容易、控制不住。愛玩，愛笑，愛桑拿，愛汽車，說的是喜歡。“愛怎麼著就怎麼著”，是想的意思，隨便你。“你愛死不死”，也是說請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