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樹人的話，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所以他說得很是理直氣壯。
如果此刻對面換個水平次一點的文官，或者是想要和稀泥、收了銀子就不管是非的傢伙，此刻說不定已經徹底信服了。
不過張國維畢竟是有點節操的忠臣，歷史上他最後在魯王政權覆滅後，還能投湖殉國。可以說，他和蔣德璟兩人，算是明朝最後期戶部系統裡僅有的節操經得起考驗的了。
幾十年的思維定式，讓他越聽臉色越複雜，雖然已經信了七八分，但仍然堅持問出了最後一個問題：
“就算你說的有道理，那秦漢以重農抑商富國強兵，隋唐也多少靠重農固國本。放任逐利、只重商稅的話，沒人種地怎麼辦？
昔管仲以哄抬魯縞、誘騙魯人棄黍粟而事蠶桑，最終魯國大飢而削，前車之鑑不可不防。我大明如今天災不斷，百姓饑饉，重商而多收商稅，不會變本加厲讓人棄農麼？”
聽了這個問題，沈樹人總算精神一振，也對張國維多了一兩分欽佩，至少他態度還是挺正的。
沈樹人也換了一個很嚴肅的表情，鄭重說道：
“此事確實不得不防，但朝廷沒有重商、沒有多收商稅。蘇松之地，種植蠶桑、棉花已是十有七八，也沒見禁止得住呀。所以，這不是重不重商的問題，是朝廷有沒有能耐訂立律法、管理土地用途的問題。
至於秦漢隋唐重農，本質是因為那時天下還有很多未墾之田，無主荒地，人民鮮而財貨眾。天下之民總數不足以盡耕天下宜耕之田，所以要重農抑商，確保種更多的田。
但自宋以來，形勢劇變。北宋時，南方或許還有未開發之地。但到了南宋，便是福建、江西，哪怕是群山之中，但凡有點河流灌溉，都被開墾出來了。
至於我大明，如今連江西之地，人口都能多於北方各省，那是群山中的省份，可見漢地田土，已經開荒殆盡。
天下人口一億、壯丁五千萬時，漢地全部田地便有足夠人手去種了，而且是精耕細作。人再多，往地上投也不會高產。多出來的人丁，自然該往工商上投注，還能讓一部分本來打算用於兼併土地的錢財，改為盯向別的產業。”
農業所需的生產力要素，無論勞動力還是別的生產資料，都達到了土地所需的值之後，再往裡多投，也不會多產出，這部分浪費就叫“內卷”——
這個後世很時髦的詞，最初的本源就是形容“無法再提高產量的浪費勞力、無效的堆砌精耕細作”。
這個問題上，明朝從朱元璋開始的重農抑商，顯然是有問題的。朱元璋壓根兒沒考慮到人口的增長，沒考慮到“天下種田的總人口夠用、漢地十八省開荒開完”之後，怎麼給繼續增長出來的人主動找出路。
偏偏明朝還禁了海，還沒法向海外殖民移民屯墾。
而漢地的北面和西面有寒冷草原和大漠、西南有險峻群山，西和北是找不到新耕地的（東北除外，如果科技發達一點不怕冷，滅了滿清還是可以搶過來種田的，那樣還能多容納幾千萬農民）
禁了海，就等於斷了“尋找耕地總量增長”。
多出來的人口不反噬明朝的制度，那才叫見了鬼了。
張國維聽到這兒，才徹底目瞪口呆，心悅誠服。
誰讓儒家從古到今不研究人口增長，不研究如何應對呢？沈樹人的話，忽然就給他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界。
張國維還算讀書多，有見識的，呆滯了一會兒後，嘆道：
“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
李自成張獻忠，便是韓非子所言的‘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吧。太祖皇帝也不可能看得清幾百年後人丁繁衍的下場，這大明，真是不改不行了。
厘金之法，縱然會導致地方財權下放，其害也遠小於李、張屢撲不滅。我大明好歹比唐時藩鎮多了各省三司分治，但願能興利除弊。”
雙方又聊了些厘金之法的細節，張國維算是打心眼裡支援力推這個變法了。
沈樹人見態度已經敲定，這才把後續的推進節奏和盤托出：
“既如此，小侄也不客氣了，這麼說吧，在湖廣和福建，小侄自有辦法另尋盟友推行厘金，而南直隸這邊，就多虧世伯為國請命了。
其餘四川、江西、浙江，可以夾在湖廣、南直隸、福建之間，隔一個省推一個省。沒推行的省，商旅如果不出省，也就不會被徵收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