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個人品質的選拔人才的政策，為初唐培養了大批的強毅正直的人才。科舉制度的建立，重才學品質而不重門第，削弱了門閥大族世襲的特權。“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為蔭。”這種“任人唯賢”的改革，為選拔下層優秀知識分子提供了極好的機會。這無疑是異常高明的創舉，對後世中國影響深遠。但這也觸動了門閥大族的利益，為日後門閥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禍根，有時候過於超前開明的舉措也不是什麼好事
大業三年（公元607年）隋煬帝頒《大業律》。改州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設五省、三臺、五監、十六府等。楊廣修訂了法律，主要是對隋文帝末年比較嚴酷的法律進行了改革。“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凡五百條，為十八篇。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大業律》，沒有再修訂，《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