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建造起了他自己的哲學體系。
所謂的“二史”，指的是馮友蘭解放前出版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和解放後出版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
《中國哲學史》的上下卷分別於1931年、1934年寫成，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完整的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由美國人D·卜德（Derk Bodde）翻譯為英文。卜德在《馮友蘭與西方》一文中說此書一直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此書出版以前，國內關於中國哲學史的書只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一部。胡適的這部書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前，就好像在後來者面前砌起了一堵高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如果沒有新的突破，是很難超越的。
不過，學術界的反應卻更加關注和讚賞《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不同之處。學術界高層人物的反應是迅捷而熱烈的。該書上卷剛剛出版，清華大學就把它列為《清華大學叢書》。進入這套叢書要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查，審查者都是當時學術界的泰斗級人物。馮友蘭的這部書主審查人是陳寅恪和金嶽霖。
實際上，除了前述“二史”外，馮友蘭還寫過其他的“中國哲學史”：
1946年馮友蘭訪問美國的時候，用英文寫過一部《中國哲學小史》，後由塗又光翻譯為中文出版，定名為《中國哲學簡史》。
20世紀60年代，馮友蘭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中國哲學史，書名也叫《中國哲學史新編》，出版了前兩冊。這兩冊書，不免帶有那個年代的強烈的特點，後來被馮友蘭完全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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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變過來
1948年底那個天玄地黃的時代分水嶺之時，清華校長梅貽琦走了，他主動留了下來，被舉主持清華的校務，準備解放軍的接收。他認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尚賢”，而自己就是“賢”，自己在新社會，一定會有用處。
也因此，馮友蘭積極參加思想改造運動，1949年10月5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於５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天后，毛澤東派專人送來回信。信的原文是：
友蘭先生：
10月5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此復，敬頌教祺！
毛澤東
10月13日馮友蘭沒料到毛澤東的回信來得如此之快，並且信還是他親筆寫的，當時頗有意外之感，只是對信中“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有點反感。心想，什麼老實態度，我有什麼不老實？
馮友蘭自己認為，我早已接受唯物史觀，現在學習馬克思主義，應該很快就能掌握。但別人並不知道他曾在大英圖書館讀過“禁書”啊！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馮友蘭遭到了新一輪批判。這時候，跟他相濡以沫的妻子任載坤因肺癌去世，馮友蘭非常悲痛。進入８０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馮友蘭終於可以斬斷名韁利鎖，發揮自己對中國哲學的看法，寫出自己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了。馮友蘭晚年堅持著一口真氣筆耕《新編》，完全是一種信仰的支撐：“不依傍別人，只寫我自己”。透過寫作完成從失落的自我到迴歸自我的轉變。這對於一個思想自成體系的哲學家而言，具有高於生命、無比重要的意義。或者說，這才是本色。
馮友蘭一生“道術多遷變”，到此就不再變了。這時，馮友蘭已是82歲高齡的老人。一個有影響的哲學家，其思想定型如此之晚，也是哲學史上的罕事。儒家最早的巨擘，孔子去世時73歲，孟子去世時84歲。
馮友蘭是中國最早的專門學習哲學的幾個留學生之一。胡適雖然學的是哲學，但他回國後主要致力於白話文運動，關於哲學，就寫出了一本《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上冊。金嶽霖的思想深入而細密，他主要致力於邏輯學的研究。只有馮友蘭，運用西方的方法，系統整理中國固有的哲學思想，寫出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國哲學史》。他也有意識地繼承中國傳統儒家的哲學，創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不但為中國古代哲學的總結有開創性貢獻，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他也是少數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