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的“一國多制”的憲政模式已經超越了西方的“民族國家”模式，但他觸及到這樣一種偉大的意識，即政制必須建立在人心之上，且將人心導向高貴境界可能有多種途徑，因此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制或文明必須能夠容納不同文化形態所蘊藏的將人心導向高貴的多種可能性，這種對各種可能性的尊重和包容，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天下大同”。因此，真正的天下大同不是羅馬帝國的同一性擴張形成的“永久和平”或“普遍的均質性全球國家”，而是儒家主張的“和而不同”（參見“香江邊上的思考之九”）。當毛澤東晚年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時，他的意識早已超越了萬里長城，觸及到“共產主義”這個天下大同之境。然而，這個境地究竟是同一性的均質狀態，還是“和而不同”？當年毛澤東關於“一分為二”、“一分為三”或“合二而一”的哲學論辯絕非形而上學的概念遊戲，而是觸及探求至善真理的偉大意識。正是在郡縣與封建、一與多的偉大意識中，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背後的“和平共處”思想回歸到了中國古典傳統之中。
如果說在中西文化領導權的較量中，我們之所以在民主乃至整個文明的正當性問題上處於被動局面中，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還沒有能力去發掘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改革背後的偉大意識，缺乏這種偉大意識的引導，使得經濟改革的成就可能被金錢的貪婪、物慾的膨脹和暴發的炫耀所牽引，導致人心的敗壞和偉大意識的淪喪。由此，如何收拾人心，凝聚人心，將政制奠基在人心之上，奠基在偉大的政治意識之上，這本來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意。胡溫新政以來，我們不僅在社會政策層面，而且在文化價值層面，不斷恢復社會主義傳統中的人民主權思想及其背後的平等價值，也開始恢復儒家傳統文明中的政治倫理原則、民本思想和和諧價值。中央對意識形態的理論創新和文化軟實力的積累也給予了高度關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既是愛民如子的儒家政治傳統，也是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傳統，更包含了約束政府權力的西方民治傳統。中國文明正是在古典儒家傳統、社會主義新傳統和西方自由法治傳統之上，孕育著新的未來。面對這個光明的未來，依然需要全球的中國人以更大的耐心和更強的自信心，共同探尋中國的道路。
香港曾經是中國從大陸邁向海洋的政治跳板，那是繼鄭和下西洋後又一次富有政治意義的、而最後失敗的遠跳。而如今我們在香港正經歷著靜悄悄的第二次遠航。香港不僅是我們展現給臺灣的“一國兩制”樣板，也是我們鞏固東盟的基礎，更是我們透過東盟與伊斯蘭世界建立合作、互惠和互信關係的紐帶。若能善用香港，善用香港發達的商業、市民社會和文化這些“社會性力量”，善用香港與周邊地區的關係，善用在香港積累起來的治理經驗，則香港依然是撬動西方世界的支點。在這樣的歷史大變局中，中國香港又將經歷怎樣的歷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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