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知道他們唱歌用的全是普通話。阿芳唱女中音，在臺上穿著潔白的長裙，嘴巴張成O形，唱得很投入。我在她唱歌的時候，沒有找到她的笑料，這讓我有點氣餒。我又不甘心地去笑話她：“那些說話結巴的人，唱起歌來可順溜了，看你也差不多。平時普通話說不好，唱起來沒有問題哦。”她總是笑嘻嘻地面對我的取笑，不以為忤。
我很佩服有毅力有恆心持之以恆地做一件事情的人，比如阿芳。那個合唱團，是沒有工資發給他們的，也就是說，所有的活動都是義務的，合唱團出外演出，包括出國演出，偶爾會有些贊助款，但是不敷使用，團員們必須自己補齊這些費用。這對阿芳來說是一筆不菲的費用，平時她十分節儉，但對於她的合唱事業，卻是一如既往地熱愛，她經常對我感激地談起幫助她們合唱團的人。
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晚上，我接到她的電話，她希望我派部麵包車，因為他們合唱團的成員在去某學校排練時讓雨阻了，她希望我能幫助一下他們。她知道我在公司裡有調派司機和車輛的權力，但是，在這樣的天氣裡讓司機出車，而且為的是私事，有違紀嫌疑。我和她說，要她和我合作一下，叫她十分鐘之後再電話我。我先電了司機，說有份合同要馬上送去某處，在半路上接到阿芳的電話，於是我可以對司機說：“你把我放下，去幫忙接一下阿芳他們。”司機覺得等我也是等，便答應了。
後來，我經常假公濟“她”一下，我和阿芳成了比較親密的朋友。她認為我幫助了合唱團很多，在我，不過是做順水人情而已。而她，卻在為一個毫無經濟利益可得的實體做義工，就為了她熱愛的歌唱，為了投入地把嘴巴張成O形。我似乎從來沒有為什麼東西投入過，其實，我很羨慕她。
阿芳她總是穿著儉樸的衣服，二十七歲的她頭髮已經白了，合唱團的一個男孩子娶了她，她有了孩子，不能染髮，戴了假髮套。不久，做了媽媽，自己一個人帶孩子，在辦公室裡，她不再和我談合唱團，談的是孩子。而她的先生，一如繼往地在臺上唱歌，唱的是男中音。在合唱團成立慶典的晚會上，她去參加了，笑容有點失落。
兩天後，收到快遞公司送來的快件，裡面是四張飛上海的機票，還有我們交給他買兩張機票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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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生
我們一直稱他為吳先生，我們指的是我和海倫（我的妹妹）。我是在會客室裡見到吳先生的，他是原材料供應商，他希望和我們公司合作。他和我約了時間，我卻忘了通知我的老總，老總恰好出去了。這是我工作的失誤，所以，我請他到會客室的時候，心裡頗為內疚。但是，我沒有說是我忘了，我說，老總有急事出去了，不好意思。我說：“吳先生，我可以轉達你的意思，你也可以留下資料。”
吳先生看起來是個隨和的男人，稍胖，看樣子四十開外，他說，沒關係，我留下點資料你幫我轉交吧。他給我資料之後，就和我閒談起來，說他老家是福建的，公司在上海，在深圳設了個辦事處。說兒子不爭氣，初中畢業不肯讀書，看來也只好做生意了。我說，做生意好啊，將來像李嘉誠一樣有錢。
吳先生和我們公司合作的事情進展緩慢，最主要的原因是吳先生他好像並不急於要做成這筆生意。他經常打電話來，主要是和我聊天，說天氣說地理，間或問我同種原料的最新價格，這些價格我不是很熟，但是分管主要材料採購的海倫對此很熟，我總是問了海倫之後再告訴他。
轉眼就快到春節，所以，吳先生打電話來的時候，自然地談起了彼此的老家，我說，我的家鄉，離上海並不遠。又說起和我一起工作的我的妹妹海倫，我說，她將和我一起回老家。年前的機票特別緊張，吳先生電話我說，他可以幫我們買到機票，於是我和海倫將錢和身份證號碼裝到一個信封裡讓公司的司機交給吳先生買機票。兩天後，收到快遞公司送來的快件，裡面是四張機票，還有我們交給他買兩張機票的錢。也就是說，吳先生他幫我們出了四張機票的錢，多出來的兩張是我和海倫的返程機票。
他這是什麼意思？我和海倫研究了好久，生意沒有做成，難道他是在行賄我們，讓我們幫他成功地與我們公司合作？其實，我和海倫一直想幫他的，將他的原材料上生產線試用了，並寫了合格透過的報告，只要他降低一點點價格，比原供應商稍低，就可以成功地替換掉原供應商了，當然，這需要吳先生直接面對我的老總，把事情敲定就行了。
我和海倫春節回來後，把買機票的錢裝在信封裡交司機送給吳先生，但司機又將信封原封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