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正是該年自由主義者和革命民主主義者徹底決裂。屠格涅夫著重描寫了這兩種社會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貴族中較為進步和開明的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後者的代表則是革命民主主義者、平民知識分子巴扎羅夫。作者選擇了這樣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來說明，兩種勢力的較量乃是兩個不同階級的對抗，“新人”巴扎羅夫用以反叛“先生們”、“老爺們”的虛無主義帶有直接反對貴族的性質。兩者彼此仇視，仇視表現在衣著、行為舉止、秉性、感情及思想意識層次。
巴扎羅夫初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便為他那“妄自尊大、拿腔拿調、絝絝習氣”，“目空一切的架勢”和貴族儀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幾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凌辱基爾薩諾夫：“老古董！”
“人在農村，可你看他那副穿戴！而他那指甲，那指甲呀，值得拿去展覽！”而後者“貴族的秉性難於容忍巴扎羅夫的放肆”，罵“這個醫生的兒子，不單沒有一點兒對長者的敬畏，甚至答話有氣無力，心不在焉，傲慢而粗暴”。
在爭辯中帕維爾·基爾薩諾夫把自己說成是個熱愛進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貴族”——“英國貴族”，“貴族給予了英國自由並支援著這種自由”。可是巴扎羅夫不屑一顧：“這種老調我們不知聽過多少遍了。”因為在當時，英國之於俄羅斯，相去何止天淵。巴扎羅夫對基爾薩諾夫自由主義式的愛民觀點和改革，關於憲法、議會的美麗詞句嗤之以鼻，他自己準備投入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他為自己訂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務，他要求積極的社會變革：“改造好社會，病根也就清除乾淨了。”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義者否定一切的歷史必要性時，並沒有把虛無主義者提高到戰勝貴族——“父輩”的高度，即使在寫巴扎羅夫和帕維爾·基爾薩諾夫雄辯式的爭論時他也沒有完全站在巴扎羅夫一邊。例如，帕維爾·基爾薩諾夫反駁巴扎羅夫說，社會之所以取得進步不是由於否定，而是對“文明成果”的肯定，虛無主義者僅僅是為否定而否定，他們好比是生活在沒有空氣的真空裡。
在此屠格涅夫把巴扎羅夫和基爾薩諾夫之間的衝突看作是兩種社會歷史勢力的較量，而兩者卻都陷進了片面性誤區；衝突雙方只部分地有理，俄國知識分子的兩極雖都瞭解和同情人民和他們的需求，但在兩者之上還有某個第三者——俄羅斯人民，最後判斷，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暫時還是個“斯芬克斯”——謎。
超脫於兩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嚴格地、客觀地重視爭論雙方的實際缺陷，只有偉大的藝術家方能做到。我們不能斷言屠格涅夫完全屬於這樣的偉大藝術家，但他確實把兩派陷入誤區的紛爭寫成了這部小說的悲劇性結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義者要與貴族分裂的歷史必然，但他反對對“父輩”文化遺產持否定的虛無主義態度。父輩有他與生俱來的社會性弱點和歷史性侷限，但他有對美的敏感，有對待生活中哀樂的細膩感情，能覺察人在沒有幸福時的痛苦，他愛詩、愛藝術、愛一切有價值的文化遺產。尼古拉·基爾薩諾夫就是一個富有詩感的人，他喜歡“讓他悲喜交加的孤獨思緒自由翩躚”，他，“老浪漫主義者”，在花園裡，在夜晚，當滿天星斗閃爍著的時候來點兒幻想，“他走了好久好久，直到累得走不動了，可他那飄若遊絲、窮不見盡的愁思在他心中激盪不散。”至於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他生來就不是浪漫主義者，他那鐵一樣堅冰一樣冷的帶點兒法國厭世主義的心是不善幻想的”，但就是這個帕維爾·基爾薩諾夫，也有其人性內涵，他遇上了“生命的神秘力量”，成了他自己的愛的激情的犧牲品，從而不得不沉淪於“可怕的空虛”，失落於“無目的的生活”，他“孑然一身，漸入黃昏之境，亦即惋惜如同希望、希望似同惋惜、老之將至、青春不再的歲月”。
另一方面，作者讚賞“子輩”即虛無主義者的剛毅，反封建的銳氣，卻並不讚賞子輩對美的冷漠，對文學藝術的觀點，尤其對待浪漫主義激情、對待人的內心感情方面的態度。
為歷史所需的巴扎羅夫的否定一旦進入人的感情領域，它就變得虛而不實，從而也導致了巴扎羅夫的自我矛盾。按書中所說，巴扎羅夫“非常喜歡女性，喜歡女性美”，但“他把騎士式感情當作一種殘疾，一種病症”，他在女性身上首先看重的是“窈窕的身段”，與她們交往中想的是“愉悅”。可是巴扎羅夫破壞了自己的理論，真心實意愛上安娜·奧金左娃了，他發現自己身上就有為他原先所敵視的、與虛無主義者觀點相悖的浪漫主義，而且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