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廬山上，寫下這樣的詩句，抒發自己對彭德懷的同情：
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田家英跟摯友李銳在山上漫步，談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邊工作多年。我對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後，不要有人議論！”
不料，李銳在跟一位老同志談心時，無意中說出田家英的這句話。於是，田家英便作為“右傾”而捱整。
眼看著“文革”大幕即將拉開，中國又要面臨新的災難，田家英毅然刪去了毛澤東的那段話——他既知道那段話傳出去會給“左”派們增添瘋狂的勁頭，他也知道一旦被陳伯達、江青查出之後意味著什麼。
為了祖國的前途，為了減少黨和人民的損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第一個死於姚文元那如刀之筆的是鄧拓。
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發表後的第七天——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衚衕，五十四歲的鄧拓寫好兩封遺書，塞在枕頭之下，於夜深人靜之際悄然而又憤然辭別人世。
一封簡短的遺書留給愛妻丁一嵐，而一封長達四千多字的遺書則是寫給彭真、劉仁並北京市委的。在長信中，鄧拓用生命之燭的最後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憑空誣陷。他寫道：
“……文章的含義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
繼鄧拓之後，第二個犧牲者便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由於田家英憑著一股正義之感刪去了毛澤東談話中對姚文元、成本禹文章的評語，激怒了陳伯達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陳伯達為組長、以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派人來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大會上宣佈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職檢查，收走全部檔案，並勒令他在二十三日，滾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憤交集，棄世於中南海。他，年僅四十四歲！他與鄧拓之死，僅相隔六天。
第三個直接受害者吳晗。吳晗最慘，一家四口，三條人命死於姚文元的筆下！
批鬥。隔離。入獄。一步一步升級，吳晗受盡折磨。他甚至“創造”了挨鬥的“最高紀錄”——一天之中被拉到八個會場批鬥！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吳晗的愛妻、歷史學家袁震在苦風淒雨中離世。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積淤血的吳晗慘死於北京獄中，終年六十歲。他的女兒吳小彥受他牽連，挨鬥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吳小彥因咒罵“四人幫”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盡——如果她再堅持十多天。她就能聽見“四人幫”垮臺的喜訊！吳晗一家唯一熬過十年苦難的是兒子吳彰，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考上了清華大學分校。
文網恢恢血淚斑斑
冤獄遍地，慘禍四起。姚文元的禿筆所到之處，淚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罷官》的馬連良也受禿筆撻伐，在“文革”的鑼鼓剛剛敲響之際便飲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連。《海瑞上疏》與《海瑞罷官》被誣為一“罵”一“罷”，南呼北應。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創始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共產黨員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盡凌辱，在遙夜沉沉中屈死。
一“馬”、一“麒”，都是中國京劇精英，全被姚文元禿筆一筆勾銷！
由於批駁了姚文元的謬論，上海三位著名學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學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誣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過五十三歲。臨死前，他還錚錚如是言：“有幾個問題是我事先絕對料不到的；第一，歷史人物要全盤否定；第二，對清官一棍子打死，這無論如何也不合邏輯；第三，現在忽然從學術討論完全轉到政治鬥爭。現在問題很難說，很可能今天沒有問題的人，明天有了大問題。（吳晗）哪裡會打著紅旗反紅旗呢？現在反正就是一頂帽子戴上去。……”
歷史學家翦伯贊教授、翁獨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蔣星煜，《海瑞上疏》編劇許恩言……文網恢恢，他們一個一個被押上批鬥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