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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的父親與胡風、彭柏山、潘漢年關係均很好，並有往來，姚文元也見過面；但這些情況姚一直未交代過，而且一直強調自己與家庭關係惡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組織彙報，這次反胡風鬥爭開始，姚從未把這種具體情況進行揭發。
解放後姚文元在他自己家裡見過胡風並從他父親口裡聽到胡風對黨不滿，罵我們黨的文藝領導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見過胡風。同時在家裡也見過胡風分子梅林（引者注：原名張芝田），也從他父親口裡聽到梅林發牢騷，對解放後的現狀不滿，但這些問題姚從未揭發過，也未向組織彙報過。
解放前，姚經常閱讀與研究過胡風的書，如希望、泥土、螞蟻等出版的書籍和雜誌。解放後姚文元同樣買了很多胡風的書籍。如胡風的《論現實主義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從未批判過，反胡風鬥爭開展後姚文元還把胡風等的書籍放到外面公開的書架上。
姚文元同樣認為胡風是進步的，路翎寫文章很有“才華”。對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風誣衊香港黨的文藝領導同志是“逃兵”來反攻黨對他的批評，姚文元也認為是對的。
一九五五十二月二十日
姚文元其實也深知姚蓬子與胡風、彭柏山等人的關係。他曾採取過“以攻為守”的策略。他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那篇《胡風反革命兩面派是黨的死敵》一文，曾激烈地攻擊過彭柏山：
“如果不是黨中央堅決展開這一斗爭，這些潛伏在黨內的胡風集團分子要給我們黨和革命事業造成多麼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經爬到前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爬到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去了，胡風要透過他來開闢崗位，企圖透過他和劉雪葦來‘頂住’華東和上海，一直到對抗‘上面’——黨中央！彭柏山還企圖讓胡風‘幫弄華東，留在上海，’使胡風能直接攫取華東地區文化事業的行政領導權，這陰謀多麼毒呀
無奈，這般的“以攻為守”還是無用，他的“兩面派”手法無濟於事，中共上海盧灣區委還是要他交代與彭柏山的關係
一次一次地“挖根”，檢查家庭影響；一次一次地交代，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變得灰溜溜的。
他，想溜了！
當姚蓬子獲釋以後，當肅反、反胡風的浪頭過去之後，姚文元如釋重負。他，想方設法要調離中共上海盧灣區委。他在這裡捱過批判，抬不起頭，何況要當大作家，這兒也不是合適的地方。
姚文元盤算著，怎樣擠進上海文藝界。他悄然把那十三篇批胡風的文章，整整齊齊剪貼成一本。在他看來，這已成了他進入上海文藝界的敲門磚和墊腳石……
第六章 成為“反右派英雄”
跨進《萌芽》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春風徐徐吹拂著上海鉅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冊自己裝釘的剪報集，步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大門。
姚文元來到設在那裡的《文藝月報》編輯部，希望成為那裡的一名編輯。
非常遺憾，《文藝月報》編輯部答覆說，已有三位文藝理論編輯，滿員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張春橋。自從他挨批判之後，聽說單位領導已把他的情況跟《解放日報》打過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張春橋。此刻，他想，進不了《文藝月報》，能不能進《解放日報）？
又非常遺憾，張春橋已於一九五五年秋調離《解放日報》社，家也從香山路搬走了。
在電話裡，張春橋告訴他重要的訊息：“上海作協正在籌辦《萌芽》半月刊，準備在今年七月出版創刊號。那是個青年文學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裡最合適。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說一聲……”
在患難之中，張春橋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終於，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姚文元被借調到《萌芽》編輯部。所謂借調，是指姚文元仍屬中共盧灣區委幹部編制，暫時借往《萌芽》雜誌社工作。
姚文元如願以償，哼著歌兒前往《萌芽》編輯部。
不過，到了那裡，這位“青年文藝理論家”小受委屈：分配他當詩歌編輯——他對詩一竅不通。
好在只要當上編輯，也就很不錯了，姚文元並不計較。在他看來，《萌芽》的牌子要比什麼“盧灣區委職工教育科長”響得多。他寫信，愛用印著“萌芽”綠字的信封：他寫稿，愛用印著“萌芽”的稿紙……哦，鳥槍換炮啦！
走出審訊室的姚蓬子，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