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只是投以脾睨的冷眼……
發表《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
樓適夷迄今還清楚地記得：
一九三四年春，南京，中央憲兵司令部的監獄裡，忽然響起監獄長嘹亮的聲音：“全體肅靜，全體肅靜……”
兩邊是鐵囚籠，關押著一個個“共黨分子”，監獄長站在囚籠間的“弄堂”裡，發表訓話：
“姚蓬子的名字，你們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國著名的作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執行委員。前些天，他關押在這裡，你們也是看到的。現在，你們看不到他了——他自由了！他為什麼能夠自由呢？因為他幡然醒悟了，與共黨決裂了。他的悔過自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他不光是自由了，而且還將委以重任。他是你們的楷模！
“與他同時被捕的，還有一個左翼作家洪靈菲。洪靈菲走的是另一條道路——抗拒之路。結果怎麼樣呢？洪靈菲已經被當局所槍決！
“你們要好好想一想。你們要做姚蓬子呢，還是做洪靈菲？好生掂一掂，趕緊作出選擇……”
“無恥！”樓適夷罵了一聲姚蓬子。
樓適夷也是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幾個月。
當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憲兵司令部監獄的時候，從樓適夷的牢房前走過。姚蓬子朝樓適夷微微點頭，樓適夷也認出姚蓬子來了。
沒幾天，姚蓬子託人帶口信給樓適夷：“好嗎？”
過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訴樓適夷：“姚蓬子這人靠不住，當心！”
樓適夷不再理會姚蓬子。
果真，從監獄長的“演講”之中。樓適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軟骨蟲！
監獄長在結束“演講”之後，特地找樓適夷談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識。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慮考慮吧，早一點悔過自新，我們會象優待姚蓬子那樣優待你！”
樓適夷不予理睬。他在獄中度過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他才被黨組織營救出獄。
與姚蓬子同時被捕的潘漠華，在獄中受到殘酷迫害，以絕食相抗，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犧牲於獄中。
一九三四年的姚蓬子，彷彿身首異處一般，成了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譯的蘇聯梭羅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說集《飢餓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書店再版印行。在他的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於徐恩曾的“力薦”，他的“反省範文”——《姚蓬子脫離共產黨宣言》，赫然登載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報》上，並被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十日談》雜誌所轉載。
姚蓬子的《宣言》，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在五月十四日發表時，還加了副題《回到三民主義旗幟下，為復興民族文化努力》。
這篇《姚蓬子脫離共黨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臉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報》編者所加的一段說
姚蓮子頃發《宣言》，脫離共產黨，茲照錄宣言原文，及姚在共黨經歷如次。
姚蓬子本名夢生，於一九三○年春，發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選為執委，同時併發起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參加共產黨，在左聯被選為執委兼任總務部長，併兼工農通訊委員會委員，同時並參加黨組，同時兼青年文藝研究會總會常委兼組織部長。九一八事變後，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執委兼總務部長，轉任組織部長併兼黨團書記。一九三二年春，負責編輯《文學月報》。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駐河北的交通，同年併兼任《萌芽》、《巴爾底山》、《文學生活》（引者注：“巴爾底山”為“突擊隊”的音譯）、《北斗》、《文學月報》等雜誌編委。
這段關於姚蓬子“共黨經歷”介紹，大致如此，當然也有幾處不準確，如《巴爾底山》早在一九三○年便已停刊，《北斗》是在《文學月報》之前等等。
《姚蓬子脫離共黨宣言》原文如下——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在這黑暗與黎明、老者與少年交替的前夜，整個民族落在掙扎的苦難裡，感到苦悶，感到彷往徨，感到個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無出路，將是這大時代的熱血的少年們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除的遭遇。我自己便是這樣的一個。
十年前我是一個極感傷的頹唐主義者，以當時社會的灰色風氣作為滋養料，在一種憂鬱的情緒下消度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