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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黨員便達六百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在六月下旬被捕之後，成為“軟骨蟲”，居然供出許多中共地下黨員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雲，也成了叛徒。於是，國民黨特務在上海來了個大搜捕……
在這月黑風高之際，姚蓬子在上海灘上不見蹤影。人們只是在書店裡見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說集《剪影集》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出版公司印行。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個短篇：《兄弟》、《意外》、《黃昏的煙靄裡》、《一個人的死》、《雨後》、《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對於姚蓬子來說，這本書是他畢生最重要的著作。因為他雖然出過詩集《銀鈴》，畢竟是薄薄的一小本，況且是他早期的作品；雖然出過幾本翻譯小說，畢竟是替外國作家進行“中文寫作”。這本二百五十一頁的短篇小說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學創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後，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寒地凍。在朔風凜冽的天津，國民黨特工總部的三個特務突然出現在戴著羅宋帽、穿著棉袍的二十七歲的男子面前。
就這樣，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現在被捕名單上。
一個叛徒出賣了他。
天津警察局長的嘴角漾起了笑渦——因為這一回落網的乃中共機要人員，非同小可。
與姚蓬子同案被捕的，還有左翼作家潘漠華和洪靈菲。
潘漠華本名潘訓，比姚蓬子小兩歲，浙江宣平縣坦溪村人氏，也喜歡寫詩。一九二七年，在杭州加入中國共產黨。當姚蓬子出席“左聯”成立大會那天，潘漠華也來到會場，並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詞。後來，他在北平組織成立了“左聯”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時，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部長。
洪靈菲比蓬子小一歲，廣東潮州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與蓬子在上海相識。一九三○年，當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之際，他成為七個常務委員中的一個。一九三三年，他擔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的秘書，在北平被捕。
“首都”甫京電告：“速解寧。”
姚蓬子耷拉著腦袋，戴著手銬，作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車。
下了火車，一輛轎車已在那裡“恭候”。
車輪飛轉，直奔中央憲兵司令部監獄看守所。
驚魂未定，一個溫文爾雅的先生，穿了一身畢挺的西裝，前來“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這位先生卻滿臉春風，悠悠然抽著“三炮臺”，慢慢兒地跟他聊著。
“姚先生，久聞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擲到姚蓬子面前，說道：“姚先生是詩人，翻譯家，作家。我前幾天剛剛拜讀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華橫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靜靜地聽著，忐忑不安地緊緊盯著面前這位笑嘻嘻、文謅謅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當成‘政敵’，其實大可不必，我們之間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誼’！”他繼續微笑道。
當此人自我介紹說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轟頂。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思曾是何等厲害的人物：倘不是錢壯飛通風報信，恐怕連翟秋白、周恩來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時候，在國民黨特務系統，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雞鵝巷五十三號，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務系統。一九三二年九月，公開的名稱曰“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戴笠為處長。它的前身為復興社（又稱“力行社”、“藍衣社”）的特務處。一九三八年，戴笠任“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建立了臭名昭著的“軍統”特務系統。
徐恩曾原任“軍事委員會調查局第一處”處長，亦即國民黨的黨務調查處處長。一九三八年，徐恩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務系統——“中統”。
徐恩曾的臉上沒有一塊橫向，卻是個溫文爾雅的“君子”。說起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