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倚闌點了點頭，不禁對這座荒丘肅然起敬，走下轎來，準備和易先生一起攀登。
“易先生，小姐，”阿寬指點著山頂說，“請看，那裡就是宋王臺！”
他們舉目仰望，緩緩的山坡伸向墳瑩似的山頂，最高處巍巍雄踞著一塊龐然巨石。
林若翰一個人默默地吃過午餐，便立即到書房裡，給卜力總督寫信。
這封信很難寫。要寫得禮貌得體，決不可再出現什麼禮儀上的紕漏。要寫得情感真摯，如果充滿了“外交辭令”，倒顯得虛偽，會招致總督的反感。要寫得文辭典雅，體現自己的學者風範，才不至於被當作一封普通的“公民來信”而不予重視。還要寫得簡潔凝練，總督日理萬機，沒有時間看長篇累續的私人信件，如果寫得囉哩囉嗦，可能不等看完就被扔進字紙簍裡去了，那就前功盡棄，還不如不寫。但要達到這幾項標準，卻又決非易事。開了一個頭，看看不行，被否定了，重新寫起。寫了一半，再次被扯掉。要麼嚴肅得過了頭，像哪位外國駐港總領事發來的“照會”，這當然不行，一名老百姓沒有資格跟總督來這一套；要麼謙早得過了分，像信徒跪在上帝面前的祈禱詞，這更不行，總督畢竟是人而不是神，在神的面前自己和總督是平等的，何必這樣低三下四？一封信扯了又寫，寫了又扯，如此反覆數遍，面前仍然是一張白紙。
林若翰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憐！二十多年前，他幾乎是以受寵若驚的心情去覲見直隸總督李鴻章，得到的卻是一番漫不經心的嘲諷；今年夏天，他毛遂自薦上書光緒皇帝，替岌岌可危的大清國指出一條出路，翹首以望等待了許久，竟沒有等到一字批覆，直到政變發生，希望徹底破滅；政變之後，他心急如焚地去覲見駐華公使竇納樂，為大英帝國謀劃遠東政策，受到的卻是不冷不熱的應酬，竇納樂並不需要他這位高參。人的尊嚴一次次遭受打擊，中國官僚、英國官僚都沒有給他任何面子，如今又要委屈自己去巴結一位剛剛上任的總督嗎？如果說，他曾經在政治上有所“抱負”，那麼政治已經讓他嘗夠了苦頭，自己年將六十，既沒有得到中國朝廷的頂戴花翎，也沒有得到英國王室的勳章爵位，甚至連香港的太平紳士都不是，還不如遲孟桓的老爹，那個疍戶出身的華商！
一想到遲孟桓那雙貪婪的眼睛，老牧師的心臟就一陣絞痛。香港開埠以來，華、洋界限壁壘分明，等級森嚴，但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經濟蕭條卻給華商提供了一個異軍突起之機，他們善於理財，熟悉中國內地商情，又與海外華僑聲氣相通，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港這一優越條件，與中國大陸和海外開展貿易，甚至以低於歐洲競爭者的價格將大批中國貨物投放英國市場，又以低於洋商的價格向香港居民提供英國商品。打破了洋商獨霸香港的一統天下。而今，香港最大的地產主是華人，香港外國銀行發行的通貨極大部分掌握在華人手中，香港政府稅收的百分之九十來自華人，少數華商巨頭迅速崛起，成為左右香港經濟命脈的不可忽視的勢力。在取得經濟上的優越地位之後，他們又覬覦政治權利，中環歐人居住區的界限被突破，港府的《華人歸化英籍條例》使一些華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當起了英國人，少數華人領袖相繼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太平紳士，已經使歐人社會深感不安。往日，林若翰對這些並沒有給予特別注意，如今，當太平紳士遲天任之子向他發起了猛烈進攻，他才突然感到自己竟然難以招架了！遲孟桓有恃無恐。憑藉的是什麼？一是雄厚的財力，二是政治資本，而這兩樣都是他林若翰所不具備的，老牧師縱使想在坎坷的“仕途”上激流勇退，老守翰園這一“私人城堡”，怕也守不住了，他必須為自己的餘生，為愛女倚闌的前途殫精竭慮，謀求一條生路……
給總督的這封信還是要寫。總督是女王陛下在香港的惟一代表，統治二十五萬居民的獨裁者，他不依附於總督，還能依附於誰呢？
林若翰極力使自己浮躁的心情安靜下來，俯下身去，從字紙簍裡把那些作廢了的信槁再撿起來，揉皺的理平了，撕破的再拼起來，從中尋找尚可利用的字句。可惜沒有，那些廢槁沒有什麼利用價值，只配扔掉，必須另起爐灶，繼續苦思冥想每一句話應該怎樣措辭。
突然之間，靈感襲來了，一個全新的構思湧上心頭：一切對總督的讚頌之辭和自己的效忠表白都是多餘的，這封信只需要對新總督的就任表示祝賀就可以了，然後附上自己的著作，作為贈送總督的禮物，也是最含蓄、最得體的自我介紹，哪怕總督只是隨手翻一翻那些煌煌鉅著，就會對他這位資深的牧師學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