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行為如同行車中的換擋一樣難以完美無缺；但人類這架機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為理想這是必要的，正如汽車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機都能做到完美的變速一樣“
同樣，我得益於他對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則的論述，這一原則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對於仁慈原則的崇高性，劉易斯並沒有批駁或貶低，而是列出了什麼不是仁慈，這對我們幫助很大：
……像愛你自己一樣愛你的鄰居，這是什麼意思？我必須像愛自己那樣愛他。那麼確切他說我是如何愛自己的呢？一想到這個問題，我發現我對自己並沒有喜愛的情感，甚至對我個人的生活圈子也並不總是感到滿意。那麼很顯然，“愛你的鄰居”並不意味著‘喜歡他，或’認為他有吸引力，……對自己的某些所做所為，我可能會感到恐懼和厭惡。那麼很顯然，我也可以憎惡敵人的某些所做所為……所以，基督教義並不要求我們減輕一絲一毫對殘忍和不仁行為的痛恨……即使當我們斬殺、懲罰敵人時，我們必須儘量設身處地地想問題——但願他不那麼壞，希望他在今生或來世可能會得到拯救，實際上就是祝他好。
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這些話無疑具有特別深刻的含義。
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學生對國家的主要貢獻莫過於刻苦學習，獲取知識，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隴望蜀。但我們還是想盡量多做一些實事。就我而言，每週一兩個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軍隊食堂服務。來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國士兵和美國航空兵是我們的常客。那裡悶熱潮溼，雙腳也吃了不少苦頭。但這項工作也很有趣，那裡總是賓客滿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1944年7月諾曼底登陸的報導帶來的是恐懼和憂慮。我的那麼多同齡人在無遮掩的沙灘上進行殊死拼殺令我們深感不安。也許這時是我第一次懷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錯了。
實際上歐洲戰場的戰爭一年之內即將結束。儘管還有巴爾格戰役和昂合姆的悲劇，工作重心在緩慢地轉移，人們開始為和平的到來作準備。我把時間越來越多地用於和平時期的活動，政治活動是其中的一項。
牛津入學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學保守黨協會。該協會成立於20年代，由基思·法伊林發起。 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學者， 保守黨的歷史學家，後來寫了《內維爾·張伯倫傳》。那時全國約定戰爭期間各黨派停止政治競選活動。這一約定雖然並沒有直接影響到高校政治活動，但實際上牛津的政治活動比30年代平靜多了。儘管這樣，保守黨協會的各種活動迅速成為我生活的核心。當時牛津大學學生協會不吸收女性會員，但我有時去那裡旁聽。眾多演講明星就各種各樣的問題展開辯論，大到世間大事，小到令人難以置信的雞毛瑣事。但牛津大學學生會鼓勵那種華而不實的辯論風格。我大概永遠不會成為那樣的辯才，我更喜歡我們協會那種更為嚴肅的法庭式的實實在在的辯論。協會還為大家提供了一個相互結識和交友的網路。那兒的一些同事們的經歷表明，這個論壇的確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動培養了大批人才。在這些活動中，我結交了一些朋友。隨著日月的流逝，這些朋友就像安東尼·鮑威爾的小說所描寫的那樣屢屢反覆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其中愛德華·博伊爾是與我關係較為親密的一個。他在那個錯綜複雜的社會和政治圈子裡斡旋，輕鬆自如，而我只不過略知一二。但對於政治我和他一樣興趣濃厚，嚴肅認真。當時他是一位自由黨下院議員的兒子，十分富有且受過良好的教育。作為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他的觀點與我的帶有鄉土氣息的中產階級保守主義觀點相吻合。後來我們在政見上分道揚鑣，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我在最後一學年認識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為《泰晤士報》的知名編輯。我同威廉的關係始終不如同愛德華那麼密切，這個人讓人覺得他拘謹的外表下透出某種堅毅，似乎生來就屬於高層次。
聞名邏爾的自由黨人羅賓·戴同愛德華一樣，是牛津學生會的頭面人物。我們後來在同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過。人們有時會想，牛津學生會的優秀天才適合幹什麼呢？羅賓·戴開闢了一條路子，他投身於電視訪談。此後我們在工作中狹路相逢，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託尼·本。那時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稱：尊貴的安東尼·韋奇伍德·本。我們兩人的意見總是相左，但他辯論時總是彬彬有禮，言辭有力。他是個愛國者，隨著社會主義越來越落後於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