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這裡，在我們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一個自我的這一決定性時刻，內在生命的覺醒就已經開始了，而文化的內在生命的覺醒的時機尚須一段時日。我們每個人都是西方人，在其兒時的白日夢和遊戲中，就不斷生活在其哥特式的世界中——哥特式的大教堂、城堡、英雄傳奇、十字軍的“聖戰”（Dieu le veult）、年輕的帕西伐爾的心靈誓約。每個年輕的希臘人都有他的荷馬時期和他的馬拉松時期。在歌德的維特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熱情的年輕人的形象，這一形象是每個浮士德式的（但決不是古典的）人都知道的，它是彼特拉克和抒情詩人�e Minnesä；nger）的青春期的重現。當歌德的《浮士德片斷》脫稿時，他是帕西伐爾；當他完成《浮士德·第一部》時，他是哈姆雷特，只是隨著《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他才成了19世紀的能夠理解拜倫（Byron）的世界人（world…man）。甚至古典世界的老年期——真正晚期希臘主義那追逐時尚和不結果實的世紀，疲憊厭倦的才智的第二次童年——也可以在其多個偉大的老人那裡得到研究。因而，歐里庇德斯的《酒神》就充分地預示了生命的遠景，柏拉圖的《蒂邁歐》則充分地預示了帝國時代的宗教調和主義（religious syncretism）；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和瓦格納的《帕西伐爾》提前給我們揭示了我們的精神在接下來的世紀（就其是我們的創造力的最後世紀而言）裡將要呈現的形態。
生物學用器官的“同源”（homology）概念來指謂形態學上的對等，以與關涉著功能對等的“類比”（analogy）概念相區別。這一重要的、且在結果上最富成效的概念，是歌德首先提出來的（他經由這一概念發現了人的上顎的顎間骨），而由歐文（Owen）運用到嚴格的科學形態中；我們也要把這一概念運用到我們的歷史方法中。
大家知道，對於人腦的骨結構的每一個部分，在直至魚類的所有脊椎動物身上，皆能找到一個確切的對應部分，魚的胸鰭，陸棲脊椎動物的腳、翅膀和上肢，皆是同源的器官，儘管它們已完全沒有了相似之處。陸棲動物的肺，水生動物的氣囊，亦是同源的，而肺與腮在另一方面說是同類的——就是說，在用途方面它們是相同的。還有，那一訓練有素的和深刻的形態學洞見——它要求建立這種區別——是一個與目前的歷史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東西，後者只是對基督與佛陀、阿基米德與伽利略、愷撒與華倫斯坦（Wallenstein）、不加區分的德國與不加區分的希臘，加以膚淺的比較。隨著我們的討論越來越清晰，我們將認識到，一當嚴格的形態學方法得到了理解和培植，就可以有大量的觀點提供給歷史的慧眼。在此我們只提供幾個例子。同源的形式有如：古典雕刻與西歐管絃樂、第四王朝的金字塔與哥特式教堂、印度佛教與羅馬斯多葛主義（佛教與基督教甚至連同類都算不上）；中國的“戰國”時期與埃及的喜克索時期和羅馬的布匿戰爭時期；伯里克利的時代與倭馬亞王朝（Ommayads）的時代；《梨俱吠陀》（Rigveda）時期與普羅提諾和但丁時期。狄奧尼索斯運動與文藝復興是同源的，與宗教改革是同類的。對於我們而言，正如尼采正確地說的：“瓦格納是現代性的縮影”；而古典的現代性在邏輯上必定存在的對等物便是帕加馬的藝術。（這種認識歷史的方式中富有成效的一個基本觀點，可以從研究本卷末尾所附的圖表而獲得。）
把“同源”原則運用於歷史現象，可帶給“同時代”（contemporary）這個詞一個全新的含義。我所謂的“同時代”，指的是兩個歷史事實在各自文化的真正相同的——相關的——位置發生，因此，它們具有真正等同的重要性。我們已經說明了古典數學和西方數學完全同步的發展過程，我們不揣冒昧地把畢達哥拉斯描述為笛卡兒的同時代人，把阿基塔斯描述為拉普拉斯的同時代人，把阿基米德描述為高斯的同時代人。還有，愛奧尼亞風格和巴羅克風格的發展程序也是同時代地（contemporaneously）進行的。波呂格諾圖斯（Polygnotus）與倫勃朗、波利克勒斯與巴赫在時代上是匹配的。宗教改革、清教運動，尤其是走向文明的轉折，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同時地出現的；在古典文化中，這最後一個時期應當提到腓力和亞歷山大的名字，在我們西方文化中，則應提及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名字。亞歷山大里亞、巴格達、華盛頓的建造也是同時代的；古典時期的錢幣和我們時代的複式薄記，第一代僭主統治與投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