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路德、拿破崙）、或是以具有強大的內在構成的幾乎匿名的事變的形式（伯羅奔尼撒戰爭、三十年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再不就以虛弱的和模糊的演進的形式［“狄阿多西”（Diadochi）和喜克索人統治時期、德意志王位空位期（Interregnum）］自行完成，此乃是所有文化的本質。在這些形式中，極有可能在任何給定的情形中都會發生的一個問題，就是必然性會先行受到所論文化的歷史的因此也是悲劇的風格的影響。
在拿破崙的一生中，悲劇——仍有待一個偉大的、有足夠的力量去領會它和塑造它的詩人來發現——就是，他是透過以英國政策和那一政策所如此顯著地代表的英國精神作為戰鬥的根基而成就為一個強有力的人物的，而他也正是透過這一戰鬥而在大陸實現了這一精神的勝利，這一精神隨即在“民族解放”的偽裝下變得日益強大，以致最終壓服了他，把他流放到了聖赫勒拿島一直到死。因此，並不是拿破崙開創了擴張原則。那是從克倫威爾的清教主義的環境中產生出來並由大英殖民帝國將其付諸實施的。英國的哲學觀念才是實質上的推動力量，它從接受英國薰陶的才智之士，例如盧梭和米拉波（Mirabeau），傳播到革命軍，甚至從瓦爾米戰役（Valmy）——只有歌德正確地理解了它的意義——的那一天開始就已成為他們所追逐的潮流。並不是拿破崙形成了那一觀念，而是那一觀念造就了拿破崙，當他登上王位的時候，他決心進而利用它去反對唯一的強國，也就是英國，後者的目標跟他自己的目標是一樣的。他的帝國是法國血統但卻是英國風格的法國血統的產物。再有，還是在倫敦，洛克（Locke）、舍夫茨伯利（Shaftesbury）、薩繆爾·克拉克（Samuel Clarke），尤其是邊沁（Bentham），都建立了“歐洲文明”——即西方的希臘主義——的理論，然後培爾（Bayle）、伏爾泰和盧梭先後將其引到巴黎。因此，瓦爾米戰役、馬倫戈戰役、耶那戰役、斯摩稜斯克（Smolensk）戰役和萊比錫戰役，正是在英格蘭的這種議會主義、商業道德和新聞出版的名義下打響的，在所有這些戰役中，是英國精神打敗了西方的法國文化。首席執政官無意把西歐併入法國；他的首要目標是——請注意，這是每種文明肇始之時的亞歷山大式的觀念！——就是要以一種法國殖民帝國去取代大英殖民帝國。由此，法國在西方文化圈的優勢就可以在一種實際上堅不可催的基礎上奠定起來；它就可以成為查理五世的日不落帝國，但畢竟是從巴黎來進行管理，儘管有哥倫布和腓力；並且要把它組織得像是一個經濟的、軍事的單位，而不是像一個傳道的、騎士的單位。命運在拿破崙身上的影響可能就有這麼深遠。但是，1763年的巴黎和約（Peace of Paris）已經決定了事實要跟法國作對，拿破崙的宏偉計劃一再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變而受挫。在阿卡（Acre），幾支小部隊適逢其時地從英國軍艦登陸：就在亞眠和約（Peace of Amiens）簽字之前，又一次出現了一個時機，當時，整個密西西比盆地還是他的財產，他也同正在印度抵抗英國入侵的馬拉塔（Maratha）勢力有過密切接觸；但是，又一次，一樁很小的海上偶發事件註定了他要放棄一份精心呵護的產業的全部。最後，當時，出於進行另一次遠征東方的目的，透過對達爾馬提亞（Dalmatia）、科孚（Corfu）以及整個義大利的佔領，他使亞得里亞海�e Adriatic）變成了法國的一個內湖，並同波斯的國王為進攻印度進行談判，可亞歷山大沙皇�ar Alexander）的反覆無常打敗了他，後者無疑一直是願意支援拿破崙進攻印度的，他的幫助確實可以保證進攻的勝利。僅僅是在歐洲外部的所有聯合失敗以後，他才選擇將德意志和西班牙合併，作為在與英國的對決中他最後的籌碼，可也因此，他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他利用的是英國的革命觀念，他所擁有的工具正是這種觀念，他採取的這一步驟使他成為了“不再必要的”。
在某個時候是求助於西班牙精神去勾勒併吞世界的殖民體系，在另一個時候又求助於英國或法國精神去重塑那一體系。經由拿破崙這個浪漫主義的和深入人心的軍事君主制的創立者而實現的一個“歐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與“狄奧多西”的王國是類似的；經由一個講求實際的愷撒所實現的一種21世紀的經濟組合體，正好是“羅馬至上權”的對等物。這些都是偶然，但它們都處在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