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所有時代的重大問題都是同一的，因此它們在最後的分析中必能有獨一無二的答案。
但是，在這裡，問題和答案是一回事，重大的問題之所以重大，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人們太過迫切地想要得到確切的解答，所以它們只有作為生活之象徵時才具有意義。根本就沒有永恆的真理。每種哲學都是其自身且只是其自身的時代的表現，而且——如果我們所講的哲學指的是有效用的哲學，而不是有關判斷形式、感覺範疇等等經院式的繁瑣事理——沒有兩個不同時代會有相同的哲學旨趣。區別不在於有些學說會死去，有些學說不會死去，而在於有些學說會在其所處的時代活著，有些學說則從來也不會存活。已成的思想可以不朽，這不過是一種幻想——實質是要看它們所表現的是什麼樣的人。人物越偉大，其哲學以及那在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中無需其各個因素、甚至無需其各個因素的相互相容來加以證實的內在真理也就越真實。在最高的意義上說，哲學可以吸納一個時代的全部內容，在自身之內體認它，然後以某種偉大的形式或個性將其具體化，使其流傳下去，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哲學所披的科學外衣或其學問的外表在此是不重要的。沒有比建立一個體系來掩飾觀點的貧乏更簡單的了，即使是一個好的觀點，如果由一個裝腔作勢的蠢貨說出來，其價值也會喪失殆盡。只有其對生命的必要性，才能決定一個學說是不是傑出的。
因此，在我看來，可用於檢驗一個思想家的價值的，是他對他自己的時代的偉大事實的眼光。只有這能決定：他是否僅僅是一個聰明的體系或原理的建築師，只擅長定義和分析，抑或他的著作和直覺所表達的是否是他的時代的心靈。一個不能很好地抓住和操控事實性的哲學家決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哲學家。前蘇格拉底的哲學家大都是商人和政治家。為了在敘拉古把他的政治理念付諸於實施，柏拉圖幾乎窮盡了一生的心力，可也是這同一個柏拉圖發現了一套幾何學定理，使歐幾里得（Euclid）能夠建立起古典的數學體系。帕斯卡爾（Pascal）——尼采只知道他是一個“絕望的基督徒”——笛卡兒、萊布尼茨（Leibniz）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第一流的數學家和技術家。
中國從管子（Kwan…tsi）（約公元前670年）到孔子（Confucius）（公元前550～前478年）這些偉大的“前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都是像畢達哥拉斯和巴門尼德、像霍布斯（Hobbes）和萊布尼茨一樣的政治家、統治者和立法者。只是到老子那裡——他是所有國家權力和強權政治的反對者，是小國寡民的和平社會的熱情倡導者——才第一次出現了出世和無為思想，這是講壇和書齋哲學的先聲。但是，老子在他的時代，在中國的“舊制度”（ancien régime）時期，在那些堅持認為認識論就是有關現實生活的重要關係的知識的強硬派哲學家當中，乃是一個例外。
說到這裡，我認為，最新時代的所有哲學家都是應當受到嚴厲批判的。他們所缺少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依託。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採取過一項行動或提出過一個有力的觀點，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問題、近代技術的發展、傳播事業、經濟問題，或其他重大的現實問題。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重視數學、物理學、政治科學，甚至連康德那種程度的重視，都告闕如。讓我們看一看其他時代的情形吧。孔子曾數度為官大司寇。畢達哥拉斯是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與克倫威爾（Cromwell）運動類似——的組織者，這一運動的重要性，甚至到現在也未受到古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歌德除了是一個模範的行政官吏外——美中不足的是，他沒有得到一個大國作為他的活動舞臺——他對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這兩條運河的日期他準確地預見過）以及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感興趣，並且他一再研究過美洲的經濟生活及其對舊世界的作用，研究過機器工業時代的降臨問題。霍布斯是為英國贏得南美洲的偉大計劃的倡議者之一，雖則計劃的執行未能走得很遠，只是佔領了牙買加，可他應算是不列顛殖民帝國的奠基者之一。萊布尼茨無疑是西方哲學中最偉大的才智之士，是微積分學和解析學（analysis situs）的創始人，也曾謀劃或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政治策劃，其中之一便是透過誘使路易十四轉移注意力，誤把埃及的重要性視作是法國的世界政策的一個因素，從而緩解了德國的危機。他為此事給德皇所寫的備忘錄（1672年）中的觀點遠遠走在了其所在時代的前列，所以人們認為拿破崙的東征就是根據這些觀點的。甚至在這麼早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