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現在，從漢中開始生出的懶散，如潮水般地擴散。到了綿陽，懶散變成了懈怠，而旅行則變得像是觀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館，那些軟軟的藤椅、5元一杯的綠茶，一刻不停地引誘我。麻將聲就像辣椒的味道一樣四處可聞，它們都給平淡的生活增添味道，也抵禦那連綿的陰雨。那家開元米線館一早就被人群擠滿了，店鋪太小，十幾張凳子不夠坐，人們就端著那個大碗站在路邊，我在碗裡看到了顏色濃郁的紅油湯，我之前嚐了一口，被嗆得喝下了半瓶礦泉水。但這些身形秀氣的本地人則在清晨剛剛醒來時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僅僅是一杯茶、一杯牛奶，或是一杯咖啡。被這碗紅湯米線誘惑來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眼惺忪、臉面浮腫的男人女人，像是剛剛從歡樂、放縱的夜生活中脫離出來；循規蹈矩的上班族，那位白襯衣、斜挎細帶黑色皮包的胖胖的年輕人，他正盡力將碗端離身體遠一點，然後探頭去吃，期待他的白襯衫能逃過濺出來的油星。他的小心翼翼，不妨礙他吃米線的速度，筷子夾住滑膩的米線，靈巧地一捲，再上下掂兩下，揮發了熱氣，然後再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觀賞一場晨間的雜技表演，並歎為觀止，他的襯衫的確一點兒也沒髒。
我忽略了綿陽作為科技城的一面，從秦嶺開始，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向三線戰略轉移的記憶就鮮明起來。那是冷戰的高峰時刻，美國少年們都在熟悉如何應對核爆炸，而前蘇聯人在古巴建立軍事基地，中國人則做好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和美國與前蘇聯共同作戰。我們把兵工廠、鋼鐵廠、電子廠，這些戰略意義上的工業搬進了西部的沙漠、大山，這樣即使丟失了整個東南沿海，戰爭依舊可以繼續。在與日本作戰的年代，中國政府不是由南京退避到重慶了嗎？中國足夠大，我們總有路可撤，誰也難以全部征服。
“三輪！三輪！”我喜歡聽李仲賢在街道上這樣的喊叫。那是濃重的四川腔，音調高得出奇，彷彿不是從他瘦小的軀體裡發出的。雅安正下著雨，已經持續了一整夜。昨夜我到來時，一下就迷上了它。我還不知道這城市的佈局，不知那條橫穿市區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遠處若隱若現的墨綠色山峰，昏黃色路燈下溼漉漉的水泥路，就做出感情上的判斷。
這座名字秀美的城市位於四川成都的西南方向，大約130公里的距離，距離上一站綿陽需要4個小時的車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過渡區，著名的茶馬古道川藏線的起點。由馬匹、茶葉交易築就的商業古道，也同樣傳播了文化、政治、宗教與愛情……
向南方 一次穿越中國的旅行（18）
李仲賢熟知這些歷史，55歲的他是當地地方誌的編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歡碰到他這樣的人，他們對自己生長的土地充滿熱忱，熟知它的種種典故，而且願意與所有人分享。他帶著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來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鑰，在過去10年中，他寫了8本小說，試圖將雅安的歷史命運串連起來。屋外的雨水越來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騰向前，裹挾著山上那黃得發紅的泥沙，氣勢倒是讓山西境內的黃河黯然失色。
茶館內只我們一桌客人，屋頂有點漏水，洗手間入口處一個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著漏下的雨水，那個34寸的彩色電視機播放著一部三流香港槍戰片。我傾聽著這群本地知識精英的談話，間或插入一兩個問題。他們的四川口音濃重，我經常對此一知半解。自從離開東北之後，方言的發音就困擾著我，明明都是一樣的文字，我卻大半都聽不懂，語言中蘊涵著多麼強烈的權力啊，憑什麼北京人可以讓那麼遠的地方像自己一樣講話。
廖念鑰的普通話比李仲賢好得多，他會有意識地照顧我，不過談興濃烈時，他們又會不由自主地開始講本地話。談話的內容五花八門，我喜歡聽他們說起民國年間的傳奇，劉文輝、劉文彩和劉湘的故事，他們同屬一個大家族，卻又彼此爭鬥。這些故事經常讓我想起《死水微瀾》的氣氛，新舊軍閥、袍哥、教會爭奪權力，但這些刀光劍影、槍炮火光卻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髮髻、小孩子的啼哭聲掩蓋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憤怒都被溶解了。
“我的父親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賢說。他的父親畢業於南京大學，1948年時來到偏僻的西康省①，成為一名法官，他擁有那一代中國人的溫文爾雅，他就是“那種讀書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到他們的臉上，他們也會保持風度”。
但當故事從民國轉到當下時，氣氛更加熱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樣，雅安也在過去30年的變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