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手下的傅山和黃佑有才吧，最後也只是一個舉人。如周仲英這種人，索性只是個秀才，一輩子和舉人無緣。
實際上，明朝倒在這條路上的名人實在太多了。遠的有唐伯虎、徐文長，近的有顧炎武、黃宗曦、王夫之，這些在文化史、思想史、文學史上的一代宗師都僅僅是個舉人，甚至只是國子監監生。
不能做官，沒有生計，自然對朝廷滿腹怨言，呼嘯而聚，操弄輿論，議論朝政，指桑罵槐，搞得人心動盪，成為不安定因素，頗有後世公知的味道。
後來，無論是李自成攻佔北方，還是滿清入關，在北方諸省建立政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納這些失意文人為官。這樣做有幾個好處，一是有了這些人在手，可以多多少少安撫所謂計程車心，為自己獲取一定的好名聲；二，這些人多半是當地社會的中堅力量，起用他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穩定地方，鞏固自己的政權；三，還是那句話，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各地衙門確實需要知識分子管理地方政務，做這種事他們內行。在幾百年後的二十實際中葉，一個新生政權建立，剛開始的時候也用武人治天下，結果搞成一團亂麻。知道新政權的教育系統所培養出的新一代人才成長起來，國家才逐漸走上正軌。
孫元心中雖然非常反感東林、復社和書生們，但也不得不承認，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你要想在東北亞大陸立足，必須依靠中小地主階級和失意文人。
“我他媽就是個軍閥，而不是革命家。推翻一箇舊社會從頭建設一個新的世界？對不起，沒那個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