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於是下令取締或收歸公有。1952年1月15日，毛澤東在西南軍區開展“三反”運動第三週簡報上批示：“西南軍區黨委1月12日報告很好，其經驗和華東軍區黨委1月13日報告所述經驗，大體相同。我們不怕貪汙人數多，款數大，只怕不能發動群眾鬥爭，不能把大中小各類貪汙分子全部弄清楚。拿華東軍區和西南軍區這兩個報告為標準去檢查各級軍區和各軍的報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認真作檢討和認真發動群眾鬥爭的，哪些是空話連篇，敷衍塞責的。對於這兩類報告，必須表揚前一類，批判後一類，使三反斗爭迅速開展。”
1952年1月11日，第10軍向華北軍區黨委報告說，軍直各部門坦白檢舉已由高潮走向深入，群眾坦白檢舉有增無減，重點仍然是軍首長、各部長、處長、科長及這些人的妻子和顯著的貪汙浪費分子。檢舉批評者，由一般幹部至警衛員、小灶炊事員、司機、參謀、幹事。許多首長不願檢討反省的事，被*裸地揭發出來。對嚴重的貪汙浪費分子，已坦白者，繼續收集材料，弄清是非；對不坦白或不徹底坦白者，令其離職或撤職反省，同時尋找線索，派人外出調查。對於某些領導幹部貪圖安逸享樂，生活過分特殊，不深入基層，嚴重脫離群眾等官僚主義作風，基層幹部、戰士非常不滿，意見很多，軍黨委準備讓大家繼續講吓去，把話說完。各師、團首長都要到本單位去，發動群眾對自己批評揭發。對主要幹部及部門的檢查，必須多打幾個回合，才能徹底，嚴防一晃而過。毛澤東看了第十軍送給軍委的報告後，把第10軍樹為“標杆”單位，稱讚說：“這是我們所收各軍報告中最好的一個，特發給全軍參考。各軍師團一律要照十軍這樣做，徹底肅清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各級軍區檢查各軍三反情況時，即以十軍這個報告為標準，凡照這樣做的，就是好的；凡不照這樣做的，就是壞的。”
處於抗美援朝前線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各部隊，也按照*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在部隊中開展了“三反”運動。1951年12月27日，志願軍第20兵團黨委向志願軍總部、軍委總政治部報告了運動初步開展的情況。報告說，因處在戰爭環境，領發、採購物資較多，管理不嚴，致使貪汙分子趁機渾水摸魚，浪費和物資的損失遠較貪汙為甚和普遍。為此，兵團黨委決定自上而下，從黨內到黨外，從幹部到戰士，進行普遍的無例外的大檢查，並根據機關和部隊的不同情況確定不同的重點。然後，根據檢查結果制定出“三反”的具體計劃和節約公約，健全制度，並反覆深入地進行教育，求得切實貫徹執行。毛澤東對志願軍第20兵團的做法極表贊同，批示：“很好，望即轉發各軍師，並在黨刊上發表。”
在毛澤東的親自把握和指導下，全軍“三反”運動順利進行。全軍各部隊經過“三反”運動洗禮，徹底粉碎了資產階級對軍隊的腐蝕，貪汙浪費、官僚主義、軍閥主義、自由主義現象受到嚴重打擊，全軍指戰員都受到一次極其深刻的政治思想教育，軍中由此樹立起新的道德風尚。
“清查老虎真假，嚴禁逼供信”（1）
“三反”運動既是一場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的群眾性鬥爭，又是一項要深入調查、注重證據的工作。由於當時採取由上而下地下達“打虎”指標，而且層層加碼，不可避免地導致運動出現偏差，主要是“未能掌握實事求是的精神，並且很多地方發生過‘逼供信’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誘供情況還比較嚴重”，“有的地方甚至使用了殘酷的肉刑”，致使運動有擴大化趨勢，打出了一些“假老虎”，造成了一批冤假錯案。
人民大學的“三反”運動和全國一樣，很快就由反官僚主義、反浪費進入反貪汙、打“老虎”階段。為此，人民大學成立了兩個“打虎”隊，分別由研究部副部長兼中國歷史教研室主任尹達和馬列教研室主任雲光擔任隊長。雲光在解放前擔任過縣公安局局長，是從華北革命大學調到人民大學的，他有參加政治運動和公安工作的經驗，擔任“打虎”隊長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不足為怪。令人感到驚奇和不解的是，作為著名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尹達，怎麼也會被任命為“打虎”隊長。尹達曾數次參加過殷墟的科學發掘，抗戰期間來到延安，進入馬列學院，與李先念、鄧拓等人同班學習，後分配到陝北公學任教。早在延安時期，尹達就出版了專著《中國原始社會》，透過大量可靠的考古材料，具體論述了我國原始社會各階段的社會結構和生產生活狀況，闡述了原始社會發生、發展和逐漸崩潰的過程，開創了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新途徑。夏鼐先生指出：“郭沫若是結合古文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