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明之路
弘治皇帝聽了秦睿的解釋之後，點了點頭，諾大個國家，一旦動起來，方方面面的利益作為弘治皇帝都要照顧到；他首先要考慮大明帝國的傳承與延續，然後考慮勳貴、文官、宗室、士紳等群體，百姓的利益是排在最後一位的。
自古以來，皇權不下鄉，這句話不是空話。究其原因就是官員太少，職能過於繁雜。大明三年一次開科取士，一次三百名，管理一個一億人的國家，怎麼能夠？大明三百州府、千餘縣，也就是說四屆科考，每個縣才能分配一個官員，有個毛用？
明初朱元璋給知縣做了《到任須知》，列了31條，“一祀神，二恤孤，三獄囚，四田糧，五制書榜文，六吏典，七吏典不許那移，八承行事務，九印信衙門，十倉庫，十一所屬倉場庫務，十二系官頭匹十三會計糧儲，十四各色課程，十五魚湖，十六金銀場，十七窯冶，十八鹽場，十九公靡，二十系官房屋，二十一書生員數，二十二耆宿，二十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二十四官戶，二十五境內儒者，二十六起減詞訟，二十七好閒不務生理，二十八祗禁弓兵，二十九犯法官吏，三十犯法民戶，三十一警跡人。”
後來又有簡化，《明史·職官志》記錄了知縣的職能，“凡賦役，歲會實徵，十年造黃冊，以丁產為差。賦有金谷、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僱役，借倩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於府若省圈減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若山海澤鼓之產，足以資國用者，則按籍而致貢。”
一個縣的工作，總結下來就是“興學校，闢田野，增戶口，平賦役，簡詞訟，息盜賊”，而一個縣最高配置就是知縣、縣丞、縣尉、主簿各一，四個人就是再有精力也做不了這麼多事情，於是就有了胥吏。
胥吏通常都是當地人，與本地士紳、宗族的關係都是盤根錯節，而中國古代對宗族十分看重，這樣就形成了士紳或者宗族代替縣令管理百姓的局面，皇權就此中斷，這也是為什麼皇帝要考慮士紳的利益。
大明自建國到現在已經130餘年，可以說是歷經波折，弘治皇帝就算攜滅韃靼的赫赫威勢，想推進大明改革，也是被文官集團百般掣肘。
自大明建立，錦衣衛、東廠、西廠都是皇帝建立起來與文官集團抗衡的棋子，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特務機構，文官集團開始抱團取暖，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加上皇帝不斷將權力下放到內閣和六部中，尤其在土木堡之變前後，文官集團已經能與皇權抗衡了，很多歷史學家甚至懷疑，土木堡之變就是文官集團為了攫取更大的權力，聯合瓦剌共同上演的一幕政變，自此之後皇權對付文官系統就很吃力了。
至於武勳集團在大明相對來說非常弱勢，因為文官已經將手伸進了軍隊中，尤其是後勤上面非常受掣肘。沒錢沒糧，當兵的誰會給你拼命。
弘治皇帝沒有魄力將現有的文官體系推翻重來。三年前，弘治皇帝想推行軍改時，受到武勳集團阻礙，秦睿與弘治皇帝密議了一夜，就提出了文武兩條線同時改革方針：武勳以威壓，文官用迂迴。威壓就是讓弘治皇帝直接控制的獨立營，幹掉韃靼，用強大的戰鬥力讓武勳集團不敢冒刺。迂迴就是建立五道口經濟學院，培訓一批又一批具有實幹精神的官員，同時從社會各行各業中招募精英加以培訓，為將來接手文官集團留下的爛攤子做準備。
當然不是說文官集團沒有優秀的人才，只是大多數官員學得都是孔孟之道，整日子曰詩云的，不通政務，庸官懶政有時候比貪官更可怕、危害更大。秦睿更佩服和珅辦事能力，對於紀曉嵐這樣整日做道德文章、刷小聰明的人倒是不感冒。
秦睿也有私心，有些未來的事秦睿心裡知道，歷史有些事情可以改變，有些事情是不能改變的，比如劉瑾會擅權、比如朱厚照荒淫，秦睿必須建立一套能力強、見識廣的班底，為將來做準備。
太子朱厚照的醜事被弘治皇帝知道了，受到了懲罰，身邊的幾個太監被換了，劉瑾卻沒有受到過多懲罰，高鳳因為老成持重，稱為負責朱厚照日常的貼身總管，太子最近整日勤懇讀書，也不胡鬧，畢竟他爹出面了。
秦睿又去和於壎、王守仁三人碰了一下，討論了一下關於人民力量小組的發展思路，秦睿尤其強調了軍隊中發展成員的迫切性。
秦睿當然希望大明的改革能夠平穩過渡，但現在自上而下的改革很不徹底，有些事情必然還要走一遭的，太子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