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等於是說，每當勒卡雷愈“叛離”自己西歐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說似乎就獲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歡愉（某種一無所有但贏回自己的歡愉），饒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兩字來說勒卡雷小說和間諜世界的關係是不準確而且明顯不足夠的，它更正確的形態不是薄薄一層的某個結論，而是一個豐饒的旅程，一個有時間厚度的歷程，一個包括作家本人和讀者緩緩思索並且發現的過程。勒卡雷透過小說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個又一個具體完整的人及其獨特遭遇，這不僅賦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備的可感形式，還容受著批判所攜帶不了的更寬闊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這一端更柔軟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慟和絕望。我們讀小說的人幾乎什麼都看到都參與了，獨獨更弄不清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何謂喜劇何謂悲劇，而這樣缺乏明白勝負判決的曖昧感受其實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樣態不是嗎？不恰恰好說明了我們跟隨勒卡雷進入後又穿透出封閉陰溼的間諜世界，歸回生命現場，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細碎遍存於我們一言難盡的感受之中？
甚至，從人性而不是間諜遊戲的判準來說，我們讀到的總是某種“失敗”，可能是人明顯的失敗和毀滅，也可能是人短暫勝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這是瓦爾特·本雅明的說法。
池塘結冰了的間諜世界
1990年柏林圍牆拆除前夕，我個人恰好去了德國一趟，那是個二月裡不下雪不積雪的暖冬，我們穿越著名的查理檢查哨進入彷彿永遠陰天的灰撲撲東柏林，依舊全副武裝的守兵沒開槍，只要求我們依規定至少先換六馬克東德貨幣作為買路錢。我們走的是間諜小說中（通常是結尾）的驚險換俘之路，乾的卻是不知死活的觀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麼回事的德式烤豬腳，逛去跳蚤市場花十馬克買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頒出的鐵十字勳章，還到柏林圍牆邊租榔頭和鑿子敲噴滿各種顏色塗鴉的圍牆石頭當紀念品帶回家。這座冷戰的象徵長城完全沒偷工減料，硬到人虎口快裂傷了就是剝落不下一小方有意義的水泥來，因此很多人乾脆花小錢買現成的，一塊兒拳頭大小的圍牆石叫價六馬克，還有綴成耳環和項鍊的供女生挑挑揀揀。
柏林圍牆倒下來是歷史大事，但倒塌之後跟著來的卻是麻煩事。彼時經濟力正處巔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緊張得不得了，他們慷慨地讓東西馬克以1比1兌換，更是加重了統一重建的負擔。
柏林圍牆倒塌也在間諜小說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緊張討論，很多人以為這就是間諜小說到此為止的判決時刻了。
當然也有很多人不這麼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態度最堅決的一個，他的回應不斷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間諜小說不因冷戰而興，也就不因冷戰而廢。”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憑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書寫的實際而且嚴肅理由講這話。我們曉得，軍事對峙、政權乃至於政治制度這一類東西可能一夕改變，但社會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這部分是連續的而且會持續餘波盪漾很長一段時日的。也就是說，如果間諜小說和冷戰的關係只是題材，那的確會因敵人的消失，柏林、維也納、日內瓦、伊斯坦布林這些交界城市不復諜影重重而終結；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關懷的是人心，那事情當然還沒結束，甚至短期來說更暴烈更尖銳，包括一群失業的間諜、失業的技藝、失業的神聖幻覺、失業而且極可能已來不及轉行的半輩子志業云云。這裡有一個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機，一個早已預期但居然就來了的措手不及噩夢成真。
“公園池塘結冰了，野鴨子要往哪裡去？”——這個小說家塞林格昔日在紐約中央公園問的傻問題，如今拋擲到勒卡雷手中了。
當然，除了寫出《神秘朝聖者》（The Secret Pilgrim）等這樣的後冷戰小說孤獨留在歐陸的間諜戰場廢墟上數屍體，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歐洲，像他尊敬的前輩格林一樣，到猶有戰火猶有衝突鬥爭猶有間諜在其中偷雞摸狗的所謂第三世界去——從勒卡雷的寫作年表來看，這個出走早在冷戰正式告終就已展開，這是理所當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蘇兩方的政治軍事高層，更有資格提前看到冷戰的終點。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圍牆拆除作業七年時間，便開啟了勒卡雷小說的出走序幕。
勒卡雷 不止是間諜小說的第一人（5）
因此，有意義的改變不是對抗的終結，不是間諜此一古老行業的就此消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