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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而言，面對著強敵入侵，有三種決策可以供人們選擇：第一是抵抗（包括與各方面的結盟）；第二是和談；第三是投降。讓我們看一看這個集團這時候的決策情況吧。
劉琮的兵到達襄陽，立刻召開了眾官員參加的對策會議，問大家該如何辦好。這時候一個官至東曹掾的傅巽站出來進言，認為只有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傅巽所以這樣考慮，他是把大公子劉琦在江夏、叔父劉備駐守在新野，都當成了可能威脅荊州的力量來評估的，這樣一來，敵方的力量被誇大了，就除了投降，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而其他的幕僚，竟然都同傅巽意見一致，最後讓蔡夫人出來決策。這個本沒有什麼主見的婦人於是也附和大家的意見，因此這個１４歲的小兒子（傀儡之主）便沒有任何自己主張地選擇了投降。
這就是說，蔡氏集團絕大部分成員把“投降”選定為他們的上策。
總會有上中下三類馬（2）
如果換了一個英明的軍師，像諸葛亮那樣，很可能把抗戰定為第一策略，也就是上策。
不過，平心而論，按照他們當時的情況，這種選擇還是算得上正確的。這是因為：
首先，大公子劉琦在劉表病重之時已被看做是劉琮要當主子的障礙，蔡氏集團極力想把劉琦除去。劉琦在情急之下只得求教諸葛亮，找到了一個放任外地當官的逃跑辦法。現在這個同父異母的弟弟根本無視他的存在而篡奪了政權，他豈能受弟弟的控制？這種集團內部的巨大分歧，已不可能讓劉琦與劉琮兄弟同心合力去對抗曹操了。
其次，劉備是個有野心有抱負的梟雄，他想要創下一番偉業，必須有根據地，而荊州就是他想要得到的地方。儘管劉備打著仁義的幌子，聲稱不忍心奪取同宗劉表的地盤產業，但在蔡氏集團看來，他與曹操同樣的不可靠。
最後，劉琮上臺本身就是一個陰謀。他是小兒子，又沒有得到劉表的遺詔，他接荊州之主位，名不正言不順。劉表之死、劉琮繼位等重大事件，本應當告知大公子劉琦的——父親病故，豈能不通知大兒子？結果卻做了封鎖性處理，這實在是做賊心虛。因此他們判斷一旦劉琦與劉備知道了真相，很可能興師問罪。這就是幕僚所說的“外患不寧”——有曹操入侵；“內憂將作”——劉琦與劉備要來爭權奪利。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場仗根本沒法打，打也沒有勝算。與其如此，不如投降曹操，既能保全荊地百姓，說不定還能保住劉琮的地位。
然而，最後的結果卻出人意料，劉琮手下的人幾乎都被曹操升了官，而他本人和母親蔡夫人卻被曹操暗殺了。
他們自認為的上策，對於劉琮和蔡夫人卻是最惡劣的一個下策。這是因為，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一旦投降了敵人，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等同於任人宰割了。
而孫權呢？由於他比劉琮年長，生活的閱歷豐富，又手握實權，加上有魯肅、周瑜等人的提醒，他得出的結論是：投降對於他手下的大臣（像張昭這樣的人）而言不會有什麼損失，但對於像他這樣的頭頭腦腦來說卻是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根據曹操處事的記錄，他對於這些諸侯人物，總是千方百計地加以斬草除根的。所以孫權最後決定“抵抗”，而結果呢？他在與劉備的聯合中戰勝了曹操，保全了兄長留給他的這塊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我們在這裡等於說出了兩個觀點：第一，上策應當是抗戰，下策應當是投降，而劉琮卻選擇了下策，只有孫權選擇了上策；第二，對於不同的人，同一策略的結局會因內外情況的不同而不同，旁觀者認為的上策，對當局者來說其結局卻可能是下策，劉琮的遭遇就是如此。
讓我們再添上另一個例子，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說得更清楚。
隋朝末年，隋煬帝二次徵高麗（今天的朝鮮半島），他動用了百萬大軍，勞師遠征，不但耗費了全國的倉庫儲備，也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百姓們鋌而走險，相聚為盜，國內開始發生###。
在第二次遠征隋煬帝的兵馬挺進到北方的時候，他的後院就不斷起事了。其中有個官員叫楊玄感，他是楚國公楊素的兒子，官拜禮部尚書，到黎陽督運糧草的時候，就開始謀反。那個後來成了瓦崗寨頭頭的李密，正好成了他的謀士。楊玄感起事，也像劉備那樣，當局者迷，不知道下一步該怎樣辦，便請教李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