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發的劇本首個節目就是它，一支新歌，印著簡譜，又有舞蹈，又有器樂獨奏，最重頭的是樣板戲選場，有兩個選場壓軸，一臺晚會的節目就下來了。《白毛女》第一幕和第三幕，《紅色娘子軍》序幕和第一幕。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張大梅手持燈盞，獨自出現在舞臺，窗花舞四女伴，周青、凌玲、李小宇，還有一個是誰呢，大概就是楊海燕。她們頭扎長辮子，身穿帶花的大襟衫，每人手裡拿著兩張紅窗花。《紅色娘子軍》的序幕是在土牢裡，張大梅和周青，她們光裸的手臂被化妝顏料畫了一道道傷痕，但她們怒目而視，然後張大梅就從土牢裡逃跑了。第一幕開始是黑沉沉的椰林，吳清華一番獨舞，旋轉、跳躍，倒踢金冠，但她又被南霸天的狗腿子抓到了。南霸天出場，他身後跟著四個丫環，穿著淡綠的寬腿褲，深綠的大襟無袖背心。吳清華遭受毒打，眾丫環做感同身受狀，南霸天走了，丫環們對躺在地上的吳清華做依依不捨的動作，她們在臺上只停留幾分鐘，地位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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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 十三（2）
這四個丫環中有一個就是我。我還會有兩個舞蹈節目，群舞，或者是藏族姑娘，或者是為前線士兵納鞋底的村婦，大紅棗兒送親人，豐收舞或插秧舞。我熱愛這些舞蹈，它們健康而歡快，堅強，明朗，我們的舞姿和燈光融為一體，紅妝、紅衣、手中的花籃或鞋底，在某一個夜晚，在某一處舞臺。我們脫離了單調平凡的日常生活，飛昇到了這個舞臺上。舉目都是黑沉沉的，唯有舞臺明亮如仙境。仙境早已下凡，它就是遍佈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舞臺，大大小小，虛幻而短暫，俗豔、生硬、彆扭，而又生機勃勃，堅硬有力。
它是藝術嗎？不知道。我們認為它就是藝術。
校文藝隊到處演出，各公社、各工廠，林場、農場、五七幹校。農忙假，各班下生產隊幹活，插秧或割稻子，文藝隊集中在禮堂裡，白天排練，晚上演出。整座校園空而靜，教室沒有人，操場也沒有人，唯有這二十幾人，在空蕩蕩的校園裡，且歌且舞。
如此奢侈，又如此無辜。
四點半化妝，五點鐘出發。我們在禮堂的樓臺上，先往臉上抹一層凡士林，再抹一層肉色的彩底，撲上腮紅，又用粉定妝，那粉撲跟撲爽身粉的一樣，弄到臉上癢癢的。好了，畫眼影和眉毛，用一支細細扁扁的毛筆，沾上油彩，先用紅色，再用一點黑色，畫成的眉毛又彎又長，眼皮上的眼影是銳利的，猶如一根小小的長矛，整個眉眼看上去極不真實的，既像古裝戲裡的旦角，又像別的什麼。但我們覺得很好看呢。又畫上唇線，在改變了形狀的嘴唇上塗上硃紅色，這樣就更好看了，眉目分明，腮圓唇紅，在燈光下更顯柔和美好，連我們自己都有點認不出了呢。我們對鏡顧盼，左看右看。樓臺上沒有燈，光線有些暗，我們靠在欄杆上，還是有點暗，一抬頭，天已經灰了。樂隊的男生陸續裝車，他們拎著手風琴二胡，拎到停在校門口的大卡車上，樂譜架，服裝，道具，碼得結結實實的，用繩子固定好。
再也沒有比坐上大卡車更威風的了，七十年代的南流鎮沒有別的車，醫院裡的救護車、車站的長途客車、偶爾停在縣委門口的吉普車，這些不算，它們跟我們沒有關係，它們是南流鎮的大熊貓，是用來觀賞的。唯有大卡車，是我們最熱切的運輸工具，它與我們肌膚相親。解放牌厚重，東風牌輕靈，是一對兄弟，各有優點。我們對解放牌更熟一點，它停在校門口，就像我們的兄長。我們七手八腳四面攀爬，很不好上，頗有難度，但我們已經輕車熟路，腳蹬大輪胎，雙手抓擋板，一使勁就上去了，活像一群國民黨逃兵。
我們化著濃重的妝，接上了長辮子，裡面還穿著鮮亮的演出服，這樣的一車人裝在卡車廂裡，頗像大木箱裡養的一箱花草，奇裡古怪，煞是好看。
豆腐社和紅旗旅社，時不時地有人出來看，這兩處就在學校的斜對面。有一次，李玉琪站在豆腐社門口，大卡車一開動，她就衝我們一車人喊道：預祝你們演出成功！這使我大為意外。這樣有水平的話本應由校領導說的，李玉琪，她在我們班什麼都不是，從來不是班幹部，連小組長都沒幹過，而且她也不在縣委大院長大，不過是豆腐社的孩子，她卻衝著一車文藝隊說了如此有氣派的話，真讓人不得不另眼看待。
我們站在卡車裡，敞著篷，大聲唱歌，大聲說笑，總之是興奮的。豆腐社、紅旗旅社，大園、醫院宿舍、門診、太平間、留醫部、婦產科，它們紛紛揚揚，向後退去，馬上，前面就是大片稻田了。那都是我們小學的時候拾過稻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