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Dunphy； 7） 生理決定論不僅導致政治上的保守，還會導致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20世紀的納粹主義就試圖從生理上證明女性、有色人種和猶太人的低下。希特勒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上所有不好的種族都是笑話。（Jackson； et al。； 57）有基因學者因此警告說，要對人類行為做基因和生理解釋具有一種危險性，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雖然社會行為受到生理因素的影響，但是不宜特別強調生理因素的作用。（Wood； 47） 在反對和聲討歧視女性的生理決定論的浪潮中，女性主義陣營中有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前文所述及的文化女性主義。以戴利（Mary Daly）和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義認為，女人更接近自然，這一點使其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覺和創造性。（Jaggar； et al。； 285）以往的生理決定論都是從對男性有利的角度上分析問題的，而文化女性主義理論反其道而行之，發表了大量對女性有利但仍屬於生理決定論範疇的言論，例如：雄性動物個頭更大，毛色更漂亮，更有攻擊性，更好動，在求偶行為中更加主動，有更多無用的身體器官，如犬牙。因此，女性更符合生態標準，比男性適應性更強。雖然男性的數學能力及下棋等人為能力更強，但其功能僅僅與孔雀尾巴的功能相同——為了吸引異性。女性比男性預期壽命更長，嬰兒期死亡率更低，這些都說明女性在生理上是比男性更優越的性別。 社會建構論認為，文化女性主義的上述觀點以及所謂大地女神的命題是政治上的幼稚病。社會建構論否定性別與性差異的本質性質，主張從飲食、職業、性別角色分工等解釋兩性區別。它揭露母性意識形態的文化再生產性質，否定“母性”與“父性”的區別，認為男性本質也有關愛性、養育性，是被社會建構加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