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成慈悲或和平的天使。”（波伏瓦，牧原編，第267頁） 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激烈批評性別問題上的本質主義，它的主要論點在於，否定把兩性及其特徵截然兩分的作法，不贊成把女性特徵絕對地歸納為肉體的、非理性的、溫柔的、母性的、依賴的、感情型的、主觀的、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的；把男性特徵歸納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於攻擊性的、獨立的、理智型的、客觀的、擅長抽象分析思辨的。這種觀點強調男女這兩種性別特徵的非自然化和非穩定化，認為每個男性個體和每個女性個體都是千差萬別、千姿百態的。它反對西方哲學中將一切作二元對立的思維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這個男女對立的二元結構從男尊女卑顛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徹底把這個結構推翻，建造一個兩性特質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間色的色譜體系。這種觀點雖然聽上去離現實最遠也最難懂，但它無疑具有極大的魅力，它使我們跳出以往的一切論爭，並且為我們理解性別問題開啟了一個新天地。 近年來，歐洲許多國家女性運動把反對小學教材中有歪曲女性形象的內容提上了日程，因為它在人們的心目中形成關於女性的錯誤的刻板印象。但是，像葡萄牙女性地位委員會“改變方案”組那樣有系統、有組織的工作，還是第一次。所謂“改變方案”就是改變對女性態度方案。“改變方案”的發起人是位教育心理學家。她認為應該從尚未形成男女不同概念的幼兒開始進行教育。在里斯本，她們選了五所小學作為試點。她們制定了一份調查表格，讓每個學生填寫，從而瞭解孩子們在男女觀念方面的狀況，然後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如女孩子天性就是膽小怕事、羞羞答答的；男孩子是大膽潑辣、無所畏懼的；女孩子生來愛美，要注意梳妝打扮；男孩子注意的是知識、愛好學問；女孩子應該玩娃娃、過家家；男孩子才玩汽車、玩動腦筋的遊戲；女孩子長大以後要帶孩子、管家務、依靠丈夫；男孩子將來才是在外面掙大錢、幹大事的；在家裡媽媽總是比爸爸忙，媽媽做飯，爸爸讀報，媽媽打毛衣，爸爸看電視，因為家務活是媽媽的本職等等。“改變方案”就是要改變這種錯誤的傳統觀念。從幼年時代起，就給孩子灌輸一種新的觀念：男女都是一樣的人，除了生理上的區別之外，不論在學校裡、家庭生活中和將來在社會上就業都沒有理由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區別。所謂男性職業、女性職業都是人為的。在家庭中家務由女性承擔並非天經地義。教育女孩子要潑辣大膽些，不要自卑，而男孩子應該溫柔細緻些。教育女孩子要胸懷大志，樹立男孩子能幹的自己也一定能幹的雄心。教育男女孩子自幼要互相瞭解、互相愛護、互相尊重，而這種尊重絕不是停留在表面上那種“女士先行”的形式上的尊重，而是實實在在地尊重女孩子的人格，承認她們的才幹，平等地對待她們。（陸頌和，1986年）    
二、關於性別氣質問題的論爭（5）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的傳媒卻在討論女性的“男性化”問題。這一討論同上述西方女性主義者涉及的是同一問題，但方向完全相反——西方女性主義的努力方向是試圖模糊性別區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國的傳媒卻希望將被弄模糊的性別差異重新加強，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 中國傳媒提醒人們注意女性解放中蘊含的一種“危險”，即漠視女性特徵的危險。有一位記者舉例說，他參加過一次“中國新時期女性電影研討會”，落座前排的女導演個個狀如鐵塔，聲如洪鐘；而坐在後排的男性評論家、理論家們倒是纖眉細指，低聲低語。這種強烈的反差令他感到痛苦。這位觀察者援引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旨在說明女性喪失其性別特徵是一種“異化”。他還斷言：女性與生俱來的溫柔、慈悲、耐心、細緻等特長不會隨著社會政治與生產關係的改變而改變。（馬凡，1988年） 的確，我國從五十年代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參加社會生產活動以來，“男女不分”成為時尚，它既是對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地位的挑戰，也是對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的挑戰。這一時尚在文革時期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它不僅表現為女人要同男人幹一樣的事情，而且達到有意無意地掩蓋男女兩性生理心理差異的程度。那個時代造就了一批自以為有“男性氣質”或被男人看作有“男性氣質”的女性。在那時，女人不僅要掩飾自已的女性特徵，而且對於想表現出女性特徵的意識感到羞慚，覺得那是一種過時的落後的東西。八十年代以來，女性的性別意識在沉寂幾十年之後重新浮現出來。最明顯的表現是，女性開始重新注重衣著化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