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的問題，我們只簡單地說，假使卞福汝不是保王黨，假使他的目光從來一刻也未離開過他那種寧靜的信仰，並能超然於人世的風雲變幻之外，能在信仰中看清真理、公正、慈善等三道純潔光輝的放射，那就更加美滿了。
儘管我們承認上帝之所以創造卞福汝主教，絕不是為了一種政治作用，也仍然能夠了解和欽佩他為人權和自由所提出的抗議，即他對那位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所抱的高傲的對立態度和公正而危險的抗拒行為。但藐視一個失勢的人究竟不如藐視一個得勢的人那樣使人快意。我們只愛具有危險性的鬥爭，在任何情況下，只有最初參加鬥爭的戰士才有最後殲滅敵人的權利。誰不曾在全盛時期作過頑強的抗議，等到垮臺之時，誰就不該擁有發言權。只有控訴過勝利的人才有權裁判失敗。至於我們，在上天不佑、降以大禍時，我們只能聽之任之。一八一二年開始解除我們的武裝。一八一三年，那個素來緘默不語的立法機構，在國難臨頭時居然勇氣煥發，大放厥詞，這樣只能令人齒冷，何足鼓掌稱快？一八一 四年，元帥們出賣祖國，上院從一個汙池掉進另一個汙池，始則尊為神人，繼乃橫加侮瀆，從來都崇拜偶像，忽又中途變節，反唾其臉，這些事理應引起我們的反感；一八一五年，最後的災難步步進逼了，法蘭西①從一六八二年起，法國天主教以國內教士代表會議為處理宗教事務的最高權力機關，不完全接受羅馬教皇的命令，為法國派（gallican），主張完全依附教皇的稱羅馬派（ultramontain）。直到一八七 0年，法國天主教才完全依附於羅馬教皇。
②一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