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她要邊做邊等更好的工作機會出現。
新英格蘭各個城鎮的距離都不遠，他們隨時可以到海邊去探望珍妮，到史迪林去看恩尼。蓋普會帶丹肯到史迪林的摔跤練習室，把他像皮球般滾來滾去。“這兒是爹爹摔跤的地方。”他告訴他。
“這兒是爹爹做每一件事的地方。”海倫告訴丹肯，指的——當然——是丹肯的受孕，還有她跟蓋普共度的第一個雨夜，在空蕩蕩上了鎖的席布魯克體育館，在溫暖而鋪滿一室的猩紅墊上。
“啊，你終於打敗我了。”海倫流著淚輕聲對他說，但蓋普仰天躺在摔跤墊上，想不通究竟誰打敗了誰。
珍妮的母親去世後，她去探望海倫與蓋普的次數變得頻繁，但蓋普對他所謂母親的“隨扈”頗有微詞。珍妮外出時身邊總有一小群崇拜者，偶爾還有一些自討的婦女運動健將；她們來找珍妮，多半要求她口頭支援或捐款贊助。往往有個活動或目標，需要珍妮潔白的制服出現在講演臺上，雖然珍妮通常說得不多，也不長。
其他人演講結束後，他們會介紹《性的嫌疑犯》的作者。觀眾立刻認出她那身護士制服。珍妮直到五十多歲，仍保持運動員的身材，動作利落、容貌不出眾。她會起身說：“這是正確的。”有時也會說：“這是錯誤的”——視場合而定。她一生的困難抉擇都自行決定，因此可以相信她在婦女問題上，一定會選擇正確的一邊。
這一切背後的邏輯，讓蓋普氣憤不平、焦慮了好幾天，有次一個女性雜誌的記者要求採訪他，談談身為知名女性主義者之子的感想。女記者發現蓋###擇的生活，不禁樂不可支地稱他為家庭主“夫”，於是蓋普動了肝火。
“我做我想做的事，”他說，“你別給它亂取名字。我不過是做我想做的事——我媽媽一輩子也就是這樣。不過是做她想做的事罷了。”
記者步步進逼；她說蓋普的口吻酸氣沖天。她提示說，做一個聞名世界的作家母親的無名作家兒子，想必不容易。蓋普說，最大的痛苦在於沒有人瞭解他一點也不排斥母親的成功；他只偶爾不喜歡她的追隨者。他說：“那些靠她生活的丑角。”
7色膽包天（4）
那份女性雜誌刊出的文章指出，蓋普也“靠”他的母親，日子過得很舒服，他也沒有理由對婦女運動抱持敵意。那還是蓋普第一遭接觸“婦女運動”這字眼。
這次事件發生後沒多久，珍妮就來造訪。她帶一個蓋普所謂的跟屁蟲一起來：一個不愛說話，表情嚴肅的大塊頭女人，在蓋普公寓門口晃來晃去，而且不肯脫下大衣。她對小丹肯充滿警戒，一副唯恐被這孩子碰到的模樣。
“海倫在圖書館，”蓋普告訴珍妮，“我正打算帶丹肯去散步。要一起來嗎？”珍妮徵詢地看看那個跟她一起來的女人；女人聳聳肩。蓋普覺得他母親成功之後，最大的弱點就是（借用他的話）“聽任那些恨不得自己也能寫出《性的嫌疑犯》，或同樣成功的作品的殘廢、不健康的女人利用她”。
蓋普可不願意在自己家裡被母親不講話的同伴懾服，這女人塊頭大得足夠當他母親的保鏢。或許她就是，他想道。他眼前浮現母親與壯漢型的女同性戀護花使者同行的不愉快畫面——心狠手辣的殺人王，不讓男人的手碰觸珍妮的白制服。
“那女人的舌頭有問題嗎，媽媽？”蓋普悄聲問珍妮。大塊頭女人的沉默讓他憤怒；丹肯想跟她說話，但那女人只用噤聲的眼神制止孩子。珍妮小聲告訴蓋普，那女人不說話是因為她沒有舌頭，真的。
“割掉了。”珍妮說。
“老天，”蓋普低聲道，“怎麼發生的？”
珍妮向上翻眼睛；這是她從兒子那裡學來的。“你真是不看新聞的，是吧？”珍妮問，“你從來不注意社會上發生的事。”在蓋普看來，正在“發生”的事，絕對不及他正在“編造”的事——他的寫作——重要。他母親讓他不高興的一點（自從她介入婦女政治之後），就是她老是在談新聞。
“你意思是，這是新聞？”蓋普說，“是一件有名的舌頭意外，我應該要知道的嗎？”
“天啊，”珍妮厭煩地說，“不是意外，是故意設計的。”
“媽，會有人故意把舌頭割掉的嗎？”
“正是如此。”珍妮道。
“老天爺！”
“你聽說過愛倫·詹姆絲嗎？”珍妮問。
“沒。”蓋普道。
“現在已經組了個協會了，”珍妮給他說明，“因為愛倫的遭遇。”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