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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縱論學校、考試、藏書、公舉、郵政、農功、鐵路、保險、邊防、練兵……卓見迭出，系統有致，洵為同盟會大舉、黨人報刊大量出現之前，最為恢弘峭拔、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的著作。他在舉行自由公正選舉、扶助自由負責的媒體、建立獨立的司法體制和透過國民教育確立公民意識等方面做出令今人驚訝不已的卓越論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鄭先生的高明在於，強調政體的優先、政體的決定性、根本性，乃是社會正常和諧發展的根本。他的價值觀念紮實超越了器物的現代化，而進入制度層次的近代化，或曰思想行為層次的近代化。它指出這樣的路徑：倘若根本性的要件棄置不顧，則它方面無論有多少的法律、條規、經略、謀劃……都是治標不治本，進展緩慢，或不進反退，甚至走向文明進步的反面。而一切形式的專制者對此總是深懼而陽奉陰違的。
對*政體深入骨髓的認識，乃因其杜絕舞弊之科學、之嚴格、之有效。他論述議員、選舉之關係，“為國人所舉。舉自一人，賢否或有阿私；舉自眾人，賢否自有公論”。定位之精確無以復加，如此實行，可令天下英奇才智之士得以施展。當時，國人也有疑問，以為中國唐宋以來之臺諫、御史，不就和西方的議員一樣的質地作用嗎？鄭觀應直截指出其本質的不同。蓋中國之傳統專制下，諫官必顧私恩，講門第，同時於民情也相當隔膜，其間還有智愚賢不肖的區分；沽名釣譽者還有那個制度保其行徑，致生很多麻煩。議員則不一樣，他們的來源，普遍選自民間社會，草茅疾苦可得切近了解，更關鍵之處是他們的進退出入升降沉浮也決定於民眾。 。。
思想家是時代意義上的幕僚（2）
他對歐陸行政嬗變、體制、構架，瞭然於心，和中國的行政體系做切近、踏實的比勘校驗。如謂吏治，倘有任何瀆職現象，議院、總統就會理董之，官吏則不能一日居其位，此即制衡之奇效也。對積弊之痛憤：“中國自秦漢以來，科條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嚴且明也，及其既也，適也束縛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 欲掃卻這樣的不堪之狀況，他明言非開設議院不可。循名責實，至大至公，“何懼乎英、俄，何憂乎船炮？”制度路徑乃是解決最棘手社會問題的根由。
議院之形成，運作，規則、人員，議院立法之方式、形式，皆以英、德為例。其作用，“而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責，草野小民無所積其忿，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
言論自由，權利保障，經濟騰飛，國際地位，事無鉅細，都要靠三權分立的政體來保障。專制、專權，黑箱操作，一人說了算……這樣的政體，社會個體都會為了生存不守規則，互相欺騙的惡果是加劇不安全感，墜入惡性迴圈的險惡之道。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嘗謂：“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經驗。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鄭公發議，蓋基於此。
專制之下，遇到明主、賢臣，老百姓或可喘口氣。而多數時候則血淚相和流，“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風雨如磐，雞鳴不已。
開發選舉，整合中央、地方功能，整合社會經濟資源，實際上是一種良性利益誘導方式。除國會立法外，日常制度形成往往由誘導因素變遷而成，對利益主體的各方面，均達成良性迴圈。
當鄭觀應方痛切思索之際，在他稍前或同時，也有類似的嚶鳴之聲。林則徐亦譯亦撰的《四洲志》，介紹30多個國家的人文、地理、歷史，細部旁及行政、司法、資源、風俗、技藝種種，其中介紹美國十分詳盡。於政事一端，他介紹說，“以窪申頓（華盛頓）為首區，因無國王，遂設勃列西領（總統）一人，綜理全國兵刑、賦稅、官吏黜陟。然軍國重事關係外邦和戰者，必與西業會議而後行，設所見不同，則三佔從二……勃列西領四年一任，期滿更代，如綜理允協，通國舉服，亦有再留一任者，總無世襲終身之事……”又詳敘其大學、法政的教育，“邇來又增學習智識考察地理之館，重刊歐羅巴書籍，人才輩出，往往奇異”。關於賦稅，因其一開始為小政府大社會，所以，“當開國之初，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