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是１０月９日赴津的。 他寫道：“與段先生見面，他表示得非常誠懇。事先他已在離他的住處不遠的地方替我預備了一處寓所。此時就請我到那邊去住。一日，請李景林、張學良、楊雨霆、張宗昌、梁鴻志等大家吃飯，飯閉先照一相，邊散坐著商議時局的整頓。這夥傢伙，在曹吳未倒，大敵當前的時候，誰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這時事過境遷，當時的諾言也就拋到九霄雲外，全不承認，又重新勾心鬥角，只從個人私利著眼了。他們都懷著鬼胎，在言談之間，對於真誠歡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國民軍，常常流露出歧視之情。其中，吳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頭低著，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忽然抬起頭來貿然說道：‘孫嶽是個共產黨！我們大家都要小心他。’我知道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們的心意，凡是誠意歡迎中山先生北上來主持國政的人，都當加上一個共產黨的頭銜。我就滑稽地說：‘你把孫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兩大煙呢，有這樣的共產黨嗎？’這話說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的隨便談笑起來，每人都帶著一副假面具，聽不見半句真話。大家這樣胡扯了一頓，便算結束了一場會議。”①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張馮交惡（2）
這裡提到的吳光新，是段祺瑞的妻舅。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炮兵科畢業。１９１４年，任陸軍第二十師師長。１９１７年，任長江上游總司令部司令。此時，任奉軍第六軍副軍長。段祺瑞任臨時執政時，他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陸軍訓練總監。吳光新突然說孫嶽是共產黨，這是對馮玉祥的一個挑釁。在北京政變時，馮玉祥、胡景翼、孫嶽是緊密的三角同盟，沒有孫嶽順利地開啟北京城門，政變是否能夠成功，殊難預料。對此，筵席上的諸位是心知肚明的。但吳光新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偏要給孫嶽扣上共產黨的帽子，就是要使馮玉祥難堪。但馮玉祥在實力不如人家的情況下，也只得忍氣吞聲地巧妙辯白。本來，這次宴會也邀請了張作霖。但張作霖卻沒有出席，可以看出，此時的張作霖不是彼時的張作霖了。 馮玉祥對奉軍的言而無信、咄咄逼人，非常不滿。不僅在天津會議上奉軍表現如此，在會下奉軍更是不講信義，居然把馮軍的部隊繳了械，甚至逼迫馮玉祥的副總司令王承斌辭職。馮玉祥氣憤地寫道：“在天津，最令人氣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計劃，王本可算是一個預謀者，如今張作霖竟違背不進兵關內的諾言，把王用武力驅走，豈非是十足的馬賊行為！”奉軍的種種表現，使馮玉祥大失所望。他在天津呆了幾天，北京傳說他被刺或被扣，他為了消釋這些揣測，便回北京去了。 其實，張作霖的部下在此次會議中間，也確實在醞釀刺殺馮玉祥。有一次，奉軍將領李景林、張宗昌等擬乘馮玉祥赴宴之機，中途設伏，暗中刺殺。此事被張作霖的副官長楊毓珣得之，向馮玉祥告密，馮玉祥有了戒備，才沒有遇害。主要的是張作霖不同意他們的做法，此事也就被壓了下去。 天津會議解決了兩個問題。 其一，兩派軍閥共同推舉出了一個國家首腦。１１月１５日，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嶽通電推戴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到北京主持政務。為什麼擁段為臨時執政呢？因為段祺瑞是一個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北洋軍閥###有所謂一龍、一虎、一狗，龍是王士珍，虎是段祺瑞，狗是馮國璋。當時，馮國璋已死，王士珍做了名流，只剩下了段祺瑞。此時的北洋軍閥控制著北京政府，它分為三大派。奉系是一派，馮軍是一派，長江流域是一派。 奉系的張氏父子和奉軍的一般高階將領，對段祺瑞都很尊重。他們對擁段持積極態度。張作霖原來是袁世凱所屬３６鎮的第二十七鎮，雖然不是小站練兵出身的北洋正統，但也屬於北洋體系。因此，段祺瑞和張作霖屬於北洋軍閥的老關係。不但如此，段祺瑞是親日派，張作霖也是親日派，在對日的關係上，他們也是利益一致的。同時，在１９２８年秦皇島奉軍的截械，事先也是段祺瑞的大將徐樹錚，向他的日本士官留學的同學楊雨霆密報訊息，才得以成功。事後平分了軍械，從此段祺瑞和張作霖成了親密的夥伴。１９２０年直皖戰爭，張作霖雖然參加了倒段之戰，和曹吳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段祺瑞暗中是歡迎的，因為如果張作霖不參與，曹吳將要獨佔段祺瑞的家底，並且獨霸北京政府。這對段祺瑞的東山再起是不利的。在第一次直奉戰後，張作霖和段祺瑞的聯絡更加緊密。他們中間的主要聯絡人就是段祺瑞的妻舅吳光新。因此，張作霖擁護段祺瑞是“鐵定不移”的。 馮玉祥讀過三民主義小冊子，對孫中山非常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