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虧空，也毫無辦法。 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２日袁世凱任命張作霖為奉天將軍兼巡閱使，掌握了奉天省的軍政實權。６月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命令各省軍政首腦改變稱呼。張作霖遂改稱奉天督軍兼省長。當時奉天省的財政金融面臨崩潰的邊緣。除欠外債一千餘萬元外，每年尚虧累二百餘萬元。起初，張作霖任用王樹翰為財政廳長。但他也回天乏術，虧欠繼續增加，任職一年後即去職。 １９１７年５月２２日，張作霖任命當時的省警察廳長王永江為財政廳長。第二年，又讓王永江兼任東三省官銀號督辦。這才使奉天省的財政金融走上正軌。當時，張作霖曾對王永江不解地問道：“東北這麼大，為什麼窮得沒錢花？你去接財政廳長，看看毛病在哪？”王永江猶豫地答道：“我接財政廳長可以，只要巡閱使信任我，二三年內。便可自給自足，外債亦可還清。但怕有人說閒話。”張作霖果斷地說：“你只管幹，我什麼也不聽。”給王永江吃了一顆定心丸。其實，王永江要的就是這句話。 王永江長期在基層，瞭解官吏貪汙腐敗的內幕，也懂得應該如何加以治理。這次得到上方寶劍，他便大動干戈了。 首先，撤換貪官汙吏。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縣知事和稅捐局長逐一考察，凡是貪官汙吏的，都一律加以撤換。情節嚴重者，還繩之以法。殺一儆百，人人自危。這就嚴厲地打擊了貪官汙吏的囂張氣焰，為整頓稅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其次，推行幾項政策。大體是：關閉虧損的官營企業；開墾荒地，獎勵移民；收回省內礦山的開採權，變為官營；官有企業，經營不善者，儘快賣給民營。這幾項措施的實行，做到了開源節流。 第三，大力整頓稅收。調整稅收人員，釐定稅收專案，清丈土地面積，定出稅收額度，確立賞罰章程。定職定責，賞罰分明，調動了各級稅收人員的積極性。各地的實際稅收定額，是以各稅捐局轄區的耕地面積和生產狀況來制定的。對貪汙偷漏者，按章嚴懲。因此，清丈土地人員，不敢徇私舞弊，工作認真負責。 被清丈的民戶，牽涉實際利益，過去瞞報的地畝數，這次被查出，都滿腹牢騷。王永江，字岷源。人們諧音罵他為“萬民怨”。清丈局局長曾有翼，字子敬。人們也諧音罵他“整之淨”①。王永江頂住壓力，堅決推行他的政策。 由於措施得力，經三年多的努力，終獲成效。１９２０年末，除還清４０００萬元外債，省庫尚存１１００萬元的結餘金。本來張作霖應該利用豐盈的財源，做些利國利民的好事。但這時，他的政治野心極度膨脹，欲問鼎中原。於是，在１９２２年４月，爆發了第一次直奉戰爭。奉系戰敗，退回關內。 對於王永江整頓奉天省財政，史學家金毓黻評論道：“永江不然，其理財上法劉宴，先之以剔除中飽，涓滴歸公；決定稅收比額，嚴督責之法，有犯必懲，不避權勢。一時榷稅之吏，皆股慄聽命，稅收倍於樹翰時，作霖為之大樂，而侈心亦因之日增。不數年，聽楊雨霆之計，日以擴充套件軍備開疆闢土為事。永江諫之不肯聽。”②這個記敘是準確的，評價是中肯的。 雖然張作霖在政治上失掉了熱河、察哈爾二特區，但在經濟上卻沒有任何損失。因為東北宣佈獨立，截留了東三省的鹽稅收入和奉榆鐵路的運費收入。這樣，奉天省的收入反而有很大的增長。１９２３年奉天省的稅收總額高達三千餘萬元，扣除支出，當年的盈餘約有八百二十萬元③。王永江的意見是，利用這些充沛的資金，興辦實業、教育、交通、城建、屯墾等大事，閉關自守，保境安民，以固根本，而圖發展。張作霖聽不進這個有益的諫言，圖謀全國的野心再度膨脹，於１９２４年又挑起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的財政狀況就每況愈下了。  
曹錕賄選（1）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取得勝利後，吳佩孚聲名鵲起，幾成袁世凱、段祺瑞之後，中國最有影響的第三人。隨著軍事實力的增長，吳佩孚的政治野心也逐漸暴露。曹錕和吳佩孚等直係軍閥夢想攫取全國最高領導權。為此，吳佩孚走了幾招棋。 吳佩孚的第一招棋是主張召開“國民大會”。１９２０年８月１日，他通電全國主張召開國民大會，企圖利用這種所謂“國民大會”的辦法，恢復北京政府所解散的國會。趕走皖系支援的總統徐世昌，由他們直系來執政。但這一招棋沒有走通。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干預，也因為張作霖等北方軍閥的堅決反對，還因為直係軍閥內部意見的相互齟齬，使得這一計劃失敗流產。 吳佩孚的第二招棋是祭起“武力統一”的舊旗。本來他曾經極力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的口號，但是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聯省自治”的論調，他現